第三十章 至少应该尽可能地（第2/7页）

“上那儿。到哈达萨医院。去看他。说不定……”

费玛耸了耸肩。

“上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想他还会同平时一样地衣着整齐。干吗要打扰他呢?”他嘱咐舒拉给尤里冲一杯浓郁的清咖啡，因为他上午一下飞机就在忙个不停。“事实上，你还应该给他做点儿东西吃才是：他这会儿肯定饿坏了。我估摸着他必定是凌晨三点的样子就离开了他在罗马所住的那家酒店，所以他实际上过了漫长又辛苦的一天。不过真的，你自己看上去也很疲惫，舒拉；事实上，你看上去像是精疲力竭了。约珥和迪米这会儿在哪里?我想让约珥到这儿来。还有迪米。”

“他们俩在家里。”特德抱歉地说，“小男孩简直接受不了。可以这么说，他对你父亲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接下去又说，迪米将自己独自锁在杂物间里，他们于是不得不给南非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朋友打电话，向他讨教该怎么办。心理学家告诉他们，随他去好了。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迪米就出来了，接着就黏在了电脑上。南非的朋友建议他们……

费玛说：

“混蛋。”

接着，语气平静地，但是坚定地，他说：

“我要他们俩都到这儿来。”

说这话时，他为在父亲去世后他重新获得的这种果决感到惊奇。好像父亲的去世让他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次提拔，让他从此以后就能随便地发号施令，并且让自己的命令一刻也不耽搁地得到服从。

特德说：

“当然。我们是可以把他们俩叫来。可是根据心理学家所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最好还是……”

费玛趁这个请求还没有出口就将其扼杀了。

“你最好还是别介意。”

特德犹豫了一下，又和茨维叨咕着商量了一番，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好吧，费玛，不管你想要什么都成。好的。我立马回去，把迪米带过来。如果尤里不介意把钥匙借给我使用一下的话，约珥把我们两人的车子拿去用了。”

“请把约珥也带来。”

“好的。我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呢?看看她是不是能来?”

“她当然能来的。告诉她，我坚持要她来。”

特德出去了，这时尼娜又到了。她身材矮小瘦削，办事讲究实际效果，动作像剃刀般麻利，狐狸一样的瘦脸上透露出对世事的通达和生存适者的机敏，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似乎她这一天不是在安排葬礼，而是在烈火中抢救了一天的伤亡人员。她穿着一条浅灰色的裤套装，眼镜片在那里闪着光亮，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只硬邦邦的黑色公文包，就在她飞快地侧拥了一下费玛并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的时候也没有将公文包放下来。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舒拉说：

“我打算到厨房里给你们每人都弄点儿喝的。有谁要喝的?喝点儿什么?有没有人要煎蛋饼呢?要么是面包片夹点什么?”

茨维吞吞吐吐地说：

“还有，他是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是那样充满活力。他眼睛那么一眨巴可有意思了。他对生活、对美食、对生意、对女人、对政治等等都是那样热爱。前不久他还到我在斯科普斯山的办公室去了，对我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耶沙亚胡·莱博维茨是在蛊惑人心，通过迈蒙尼德捞取资本。我试图表示异议为莱博维茨辩护的时候，他又哇啦哇啦地讲开了一个故事，是说一个来自德洛霍维茨[2]、在梦里见过迈蒙尼德的拉比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挚爱。我以前总以为他会活到高龄的。”

好像是在对一起并非由他引起的争执发布最后裁决似的，费玛宣告说：

“事实上，他已经活到高龄了。准确地说，他毕竟不是英年早逝。”

尼娜说：

“我们将所有的安排都办理妥当了，这可纯粹是奇迹。一切都安排在星期天了。相信我好了，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可真是一场同时钟的疯狂赛跑。[3]我们的耶路撒冷现在比德黑兰还要恶劣。我们没有等你，你不生气吧，费玛?你等于消失不见了，我这才擅自做主，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免得你头痛。我已经安排在《国土报》和《晚报》上刊登讣告了。也许我还应该安排在其他报纸上刊登告示的，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了。葬礼的安排我们也做好了，是后天，星期天，下午三点。原来，他已经为自己预购了一块地皮，但不是在桑海德里亚，即你母亲旁边的墓地，而是在橄榄山。顺便说一句，他还为你买了一块临近的地皮。就在他旁边。关于葬礼，他还在遗嘱里作了详细、周到的交代。他甚至还选定了赞礼员，是他的一个犹太同乡。也纯粹是一个奇迹，我还是设法打听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就在安息日到来前的一分半钟在电话里将他逮住了。他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墓志铭上的措词。是一篇韵文什么的。不过墓志铭的事可以等到第一个月结束，如果不是等到周年结束的话。如果因他乐善好施而得益的人有四分之一来参加葬礼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至少五十万人的估计。包括市长、各色拉比和政客在内，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肝肠寸断的寡妇和离婚妇女了。”

费玛一直等她说完了，这才轻声地问道：

“你自己把遗嘱打开了?”

“在办公室里。当着几个证人的面。我们只是以为……”

“谁许可你这么做的?”

“非常坦白地说……”

“在哪儿呢?我是说遗嘱。”

“在这儿，在我公文包里。”

“给我。”

“马上?”

费玛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那只黑色公文包。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棕色信封。他默默地走了出去，独自站在阳台上。一千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傍晚，他父母就站在阳台上，看上去就像一对遭遇船舶失事而身陷孤岛的幸存者一样，此刻他就站在他们当年恰好站立的地方。最后一缕光亮早已暗淡下来了。本·迈蒙大道上的寂静飘拂上来。街灯闪烁着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其间飘流着一片片云雾。所有的石头大楼都无声地立在那里，每家每户的百叶窗都关闭着。大楼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好像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偶尔刮过一阵风，传来十字架谷[4]的狗吠声。第三种状态是一种恩赐，只有放弃一切欲望，只有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时间、没有比赛、没有任何东西地站在夜空下，才能达到。

可有谁能够这样站立在夜空下的呢?

在他童年时代，就在这儿的雷哈夫亚居住着一些个头矮小、举止优雅的学者，就好像瓷人似的，一个个都是迷惑不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在街上举起帽子彼此打招呼。好像要在脑海里抹掉希特勒似的。就好像要在脑海里构想一个从不存在的德国似的。因为他们宁愿让人觉得心不在焉或是荒唐可笑也不愿让人觉得傲慢无礼，所以甚至在他们还无法肯定正朝他们走来的人到底是不是朋友或熟人的情况下也会把帽子举起来，只是看上去像是朋友或熟人时也把帽子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