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临睡前讲的故事

迪米·托拜厄斯是一个白化病患儿，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长着一双红色的小眼睛。他已经十岁了，但看上去显小。他沉默寡言，但说起话来却文质彬彬的，语句条理清晰，连大人有时都为他那非同凡响的术语和文雅率真的样子感到吃惊。费玛觉得他自己能从中捕捉到一丝讽刺的意味。他爸爸有时把他称为黎凡特[1]的爱因斯坦，可约珥却抱怨说她养了一个诡计多端、连父母也要受其操纵的孩子。

他坐在客厅里，一言不发地蜷缩在他爸爸那个宽阔的扶手椅的一角，看上去就像丢弃在公园长凳上的一只细长的包裹。费玛试图诱导他说出到底哪儿不舒服，但徒劳无功。整个傍晚，迪米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他的一双兔子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巴。他渴不渴?他要一杯牛奶吗?果汁?费玛认定这孩子口渴难当，需要流质的补充。要么，来点儿冰水?一杯威士忌?

迪米说：

“住嘴。”

费玛能肯定自己此刻的做法不对，可他压根儿就想不出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于是，他打开一扇窗户，让外面清凉的空气吹到房间里。接着，他又突然想到这样有可能会使孩子患上流感，于是连忙将窗户关上。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然后回到客厅来喝，他可能是希望迪米会跟他学，也来喝点什么东西。

“你肯定不渴吗?”

迪米微微抬起他那苍白的脸，惊愕地看着费玛，就像在看一个陷入困境但你又无法给他帮助的大人。费玛又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

“那好，我们来玩扑克牌吧。要么，下一局强手棋[2]怎么样?要不和我一块儿看新闻?给我示范一下你们家的这台电视机怎么打开。”

“你摁按钮好了。最上面的那个。”迪米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

“你不应该唆使孩子喝酒。”

费玛说：

“当然不应该。我刚才这么做为的只是引你发笑呢。告诉我，你这会儿想做些什么。我来模仿一下沙米尔和佩雷斯好吗?”

“不。我都已经告诉你三遍了。”

费玛建议一起讲冒险故事、玩电脑游戏、说笑话、来一场枕头打闹战、玩多米诺骨牌，但他的建议都是白搭。有什么东西正压在孩子的心上，尽管费玛在那里查问他学校的情况，查问他下午在邻居家的情况，问他累不累，是不是肚子疼，问他美国的太空计划，他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住嘴”。这会不会就是扁桃体炎的前兆呢?肺炎?脑膜炎?费玛自己也挤到扶手椅里，迫使这个皮包骨的挑战者越发往角落深处蜷缩。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孩子那柔弱的双肩，执着地问：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迪米说。

“身上哪儿疼吗?”

“不疼。”

“我们俩在一起稍稍疯一点好吗?要么，你这会儿想上床睡觉吗?你母亲说过要给你服半片安定。你想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吗?”

“你已经问过了。”

费玛觉得忐忑不安。一件棘手的事，一件严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事正在他的眼前发生，而他此刻却一筹莫展。如果特迪此刻在这儿，他会怎么做呢?他将手指伸进白化病患儿的头发里抚摩着，一边咕哝着：

“但你显然感到不舒服。他们把安定放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迪米从他的抚摩中退缩出来，然后就像一只正在休息却突然被惊醒的猫儿那样溜开了。他踉踉跄跄地跑向另一只扶手椅，把自己埋在一堆靠垫中，只露出脑袋和一双鞋。他的一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背后眨巴着。

费玛的焦虑开始变成惶恐，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他说：

“我要给你叫个大夫。但首先我们要量一量你的体温。他们把温度计放在哪儿了?”

“别在那里耍小丑了。”迪米说，“你干吗不看看新闻呢?”

好像有人扑面给了他一拳，费玛狂乱地跳起来，试图把电视机打开，可他摁错了按钮。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丢丑了，他后悔溺爱了这个孩子，于是对他吼叫起来：

“我给你六十秒的时间，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

“那你走好了。”迪米说。

“很好。”费玛厉声说道，一边还试图模仿特德的严厉态度，甚至他的口音，“我这就走。好。但在我走之前，我给你四分钟时间做上床睡觉的准备，就四分钟，这儿有钟。不许吵闹。要刷牙，要喝一杯牛奶，要换睡衣裤，服安定，等等。不要再搞什么荒唐表演了。”

“搞荒唐表演的人是你。”迪米说。

费玛走出客厅，来到特德的书房。他无意把这个生病的孩子撇在一边。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知道如何收回他的最后通牒，于是，他在特德电脑前面那把铺着坐垫的椅子上坐下来，也没有开灯，在那里敦促自己做一番理性的思考。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孩子生病了，立即需要治疗；要么，这孩子是在故意折磨他，使他费玛这会儿的一举一动就像小丑。突然，他觉得自己对这个面色苍白、饱受折磨的挑战者充满了无限怜悯。对他自己也充满了无限怜悯。“他俩甚至都没劳神丢一个电话号码。他们这会儿很可能正在特拉维夫过夜呢，正在一家富有异国情调的饭店或者夜总会里狂欢呢，连想都想不到我们。如果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同他们取得联系呢?如果他已经吞食了什么东西该怎么办?要是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病毒呢?阑尾炎?小儿麻痹症?要么，也许这会儿遇到麻烦的正是他的父母?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发生了撞车事故?要么，恐怖袭击?”

费玛决定去问问楼下的邻居。转念一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对她说些什么，而且也害怕再一次丢丑。

于是，他局促不安地回到客厅，哄着迪米说：

“你生我的气吗，迪米?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

一丝疲惫老人的暗笑掠过孩子的嘴角。他用实事求是的口气对他说道：

“你烦死我了。”

“既然是这样，”费玛说着，一边拼命克制重新涌上心头的一股怒潮，拼命克制想给这个诡计多端、傲慢无礼的家伙来一个小小的耳刮子的强烈冲动，“你就让你自己被烦死吧。晚安。我已经对你失去兴趣了。”

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狂热地将手伸向书架，把手指碰到的第一本书从书架上拽了下来。原来是一本橙黄色的布面装帧的大部头英文著作，讲的是18世纪或者19世纪的阿拉斯加史。他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在那里草草地翻看着，至少要尽力领会全部插图的内容。他决心不去理会那个小敌人。可他就是不能集中精力。他时不时地瞅一眼手表。每次看表的时候，时间总是九点二十五分，他恼极了，不仅因为时间似乎在那里永远停滞不前，而且因为他错过了电视上的新闻。灾难的感觉就像磐石一般压在他的胸口。一件糟糕透顶的事即将发生。这件事将令你追悔莫及。这件事将每天、每年都在困扰着你，而你还在那里无谓地希望将时钟拨到眼前的这个时刻，以便纠正这个可怕的错误。想做那件瞎子或白痴这会儿都不做的简单、明显的事。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他时不时地偷着瞥一眼迪米，迪米正躺在扶手椅里用靠垫垒成的窝中，在那里眨巴着眼睛。最后，他竭力要看懂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早期的捕鲸者，他们从新英格兰来到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海岸驻地，但他们的驻地经常遭受穿过白令海峡来到这里的西伯利亚野蛮游牧部落的袭击。就在这时，迪米突然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