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印度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上午十点，费玛站在窗前数雨滴，突然看到巴鲁赫·农贝格正在和出租车司机告别。费玛的父亲是一位整洁的老人，他身着西服，打着领结，尖尖的白胡须就像阿拉伯人的短弯刀那样向上翘开去。虽然已经八十二岁了，但他仍牢牢地掌管着他在三十多岁时建立的化妆品厂。

他父亲趴在出租车的车窗前面，很显然，他这是在对司机发表演讲。他满头的白发在微风中飘逸着，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费玛知道，这老头并不是为车价在与司机没完没了地争论，也不是等待司机给他找零。他正在把他中途就开始讲述的一件轶事讲完。五十年来，他一直同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就哈西德派故事和敬神故事在开一个漫长的学术研讨会。他是一位热忱的故事大王。他还有一个不动摇的习惯，在讲完一则趣闻后他总要加上自己的评论，指出其中的道德教益。每讲完一个笑话，他也总是给你解释一下其中的要点是什么。有时他则更加唠叨，既给你解释表面意义又给你解释真正的含义。他的评论总是博得听众们哈哈大笑，这又让老人越发得意，讲述更多的故事，并对其一一作相应的解释。他确信，大家都没有听出故事的要点，他有义务让众人明白。

青年时代的巴鲁赫·农贝格从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人手中逃到布拉格，在那里学习了化学，接着又来到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化学厂，生产口红和面霜。就这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建成了一个成功的化妆品工厂。他是个爱调情又爱唠叨的老人。作为一个鳏夫，几十年来他总被女友和女伴包围着。耶路撒冷的人都传言，她们围着他团团转，只不过是看中他的钱而已。费玛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他父亲尽管唠叨个没完，却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每一项他认为值得的或者令人感动的事业提供经济援助。他是无数个委员会、协会、学会、联合会和小组的成员。他经常参加募捐活动，为帮助无家可归者，为吸收移民，为让亟需去国外做复杂的外科手术的病人得到治疗，为在占领地购买土地，为出版纪念文集，为修复古迹，为给弃儿和弃妇创建栖身之所集资。他支持拮据的艺术家，支持结束动物实验，支持为残疾人购买轮椅，支持防止环境污染。他赞同教育上的传统价值观念，也为阻止宗教高压的运动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并不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矛盾。他给少数部族的学生捐款，给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送钱，还为穷凶极恶的罪犯的重新改造提供赞助。虽然每次活动他都斥资不多，但这些加起来显然已占到了他化妆品工厂总收益的一半左右，还要占去他的大部分时间。此外，他钟情于跟合同和附属细则有关的任何东西，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每当要购买新的化学药品，或者处理二手设备，他就会雇上一批名副其实的律师、顾问和会计师，以堵塞可以设想的一切漏洞。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经过公证的鉴定、签署的备忘录的副本都会在他的身体里涌起一种人们在观看一场艺术上近乎出神入化的比赛时的激动。

他把空余时间打发在陪伴女人上面。现在虽然他都八十出头了，仍然喜欢泡小餐馆。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他总是穿正装，打领结，上衣口袋里放一条熠熠生辉的白色手绢，将三角露在口袋外面，就像热浪中的一片雪花，他衬衫上的袖口链扣是银制的，一枚镶宝石的戒指在他的小指上闪闪发光。他的白胡须向前撅着，像一根在打手势的指头。他把那根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搁在两膝之间，将礼帽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肤色白里透红、脸庞光洁清亮的老人身边总有一个气质高雅的离婚女人或者善于保养的寡妇。这些女士都是欧洲人，颇有修养，举止优雅，年龄都接近六十或六十刚出头。有时，他同两三个这样的女人在小餐馆里他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来吃饭。他给女士们点浓咖啡和果馅卷，自己通常则点一份甜酒、一碟新鲜水果。

出租车开走的时候，老人按照自己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对出租车挥舞着礼帽，以示告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把每一次再见都看成是最后的诀别。费玛去迎接他。费玛似乎能听到父亲一边爬楼梯，一边独自哼哼着一首哈西德派的民歌小调。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即便有人在跟他说话，他也会吟唱这种独特的曲调，咿咿呀呀个不停。费玛有时暗自思忖，他在睡梦中是否也会哼哼这些小调：就像从某个看不见的温泉里喷出的音乐，充溢着父亲那干瘪的身体，或者从他那由于衰老而形成的许多小罅隙中渗漏出去。费玛几乎还能嗅到在楼梯上飘拂的父亲身上那种特殊的气息。他从襁褓时代就记得这种气息，甚至在满屋子的陌生人之间他也能分辨得出这种气息：那是一种空房间、老家具、热腾腾的炖鱼和煮胡萝卜、羽绒褥垫、黏稠的甜酒的香气。

父子俩漫不经心地拥抱了一下，就在这当儿，那种东欧式的香气在费玛的心头激起一阵反感，交织着因为反感而产生的羞愧，伴随着想找茬同父亲吵上一架、践踏他某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揭穿他观点中所有令人恼火的矛盾、让他稍稍发发脾气的由来已久的冲动。

“Nu[1]，”老人开口了，爬楼需要费力气，让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我尊敬的教授先生今天有什么向我报告的吗?救世主降临锡安了吗?阿拉伯人已经回心转意，决定爱我们了吗?”

“你好，巴鲁赫。”费玛极力控制着自己。

“好。你好，我亲爱的。”

“有什么新鲜事吗?你的后背还在折腾你吗?”

“我的后背?”老人说，“幸运的是，我的后背命中注定永远只能待在我的身后。我在这里，它在那里；它永远无法赶到我的前面。如果，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它真的赶到我的前面，噢，那我只要掉头不理它就行了。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气短。就和我的脾气一样。这里，两者的角色颠倒了：现在，不是它在追赶我，而是我在追赶它。那么，在这些个令人惊叹的日子里，埃弗雷姆先生在忙些什么呢?还在致力于纠正世人的行为，以便让他们将来进入上帝的国吗?”

“没什么新鲜事，”费玛一边说，一边接过父亲的手杖和礼帽。然后又说道：

“除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之外。”

老人耸耸肩膀。“五十年来我一直能听到这样的讣告——这个国家就要这样了，这个国家就要那样了——然而，当年发表讣告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深埋在地下六英尺的土里，这个国家还在一天天发展。你的抗议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个国家遭受的抗议越多就越繁荣。不要打断我的话，埃弗雷姆。我给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从前，就在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之前，在哈尔科夫，有一个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趁着深更半夜，在一座教堂的墙上涂了一条标语：上帝死了。弗雷德里希·尼采宣。他指的是那位已故的疯哲学家。Nu。于是，第二天夜里，有一个更聪明的人走过来，在墙上写道：弗雷德里希·尼采死了。上帝宣。等等，我还没讲完呢。请你允许我把这个小故事的涵义给你解释一下，同时，你不妨把电水壶插上，给我倒一小滴我上周给你带来的橘味白醋。顺便说一下，你该请人把你这座破旧的废墟重新装修一下了，费姆奇卡[2]。趁着邪灵还没有将它占领之前。[3]只要打电话请一个搞装潢的师傅来，然后把账单寄给我就行了。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对，茶。你那亲爱的尼采是一个毒性传染原。我压根儿就不理睬他那一套。来，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尼采和纳赫曼·克罗克马尔[4]两人有一次乘火车去维也纳相遇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