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费玛在倾盆大雨的黑夜里淋得全身透湿(第3/4页)

费玛跟着他来到厨房,激动地补充道:

“同越南相比较,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特德。这里不是越南,我们也不是佩花嬉皮士[8]。第二个错误是指望美国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把我们从占领地赶出来。我们要完蛋,他们才不在乎呢!”

“正确。”特德用赞扬迪米做对算术题时的口吻说,“完全正确。没人会为别人帮任何忙的。人人都为自己。可他们并不能时时意识到这一点。”他把水壶插头插到插座上,开始清空洗碗机里的碗碟。

费玛激动地把特德推到一边,自告奋勇地为他帮忙,好像非要证明他错了不可。他从洗碗机中拿出一大把刀子、叉子和勺子,抱着它们在厨房里打转转,将一扇扇柜门砰砰地打开来,将一只只抽屉抽出来,寻找搁置战利品的地方,同时一刻不停地继续演讲,阐述越南与加沙的区别、尼克松综合征与沙米尔[9]综合征的差异。几把离群的餐具从他的手指间滑下来,散落在厨房的地板上。特德俯身去拾这些餐具,一边说他对“综合征”这一希伯来文词汇不大熟悉:这是一个新词吗?

“综合征,同你在美国经历的越南综合征一样。”

“你刚才不是说同越南相比较是一种错误吗?”

“对。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也就是说,或许我们有必要将综合征与症状区分开来。”

“搁这儿,”特德说,“就搁这儿,中间的抽屉。”

可费玛已经放弃了折腾,把一摞餐具放到了微波炉上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擦了擦,接着又开始心不在焉地擦起了餐桌。这会儿,特德还在根据型号和大小,将碟子一一归类,井然有序地、一摞一摞地放到水池上面的碗柜里。

“费玛,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寄给报纸呢?你应该将它发表,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它。你的语言特别丰富。这样做对你的灵魂也有好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在忍受着煎熬。你对政治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你对时局的焦虑太重了。约珥和迪米还要过三刻钟才能回来。现在我得做点事情。再问你一下,‘截稿期’用希伯来文怎么说?我看,你最好还是把咖啡端到客厅里去,我给你把电视打开。你还可以看下半段新闻。好吗?”

费玛立即同意了:他压根儿就无意打扰人家整个晚上的时间。但他并没有端起咖啡往客厅走去,而是把杯子忘在了厨房的滴水板上,执意紧跟特德穿过大厅,直到特德借口离开,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费玛对着关闭的门把自己的话说完了:

“你们倒是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有美国护照,你们可以随时乘喷气驱动的交通工具离开这里。但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将会怎么样呢?好吧,我看新闻去了。我不打扰你了。但唯一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你家的电视。”

可他没去客厅,而是折进了小男孩的卧室。一进门,一阵异常疲惫的感觉就袭上心头。由于找不到电灯开关,他在黑暗中躺到了小床上。迪米的小床四周都是机器人、飞机和时间机器的影子;头顶上方,一架发着磷光的巨型宇宙飞船由一根看不见的线悬吊在天花板上,宇宙飞船的鼻子直指费玛,一丝气流就会让它缓慢地、威胁地旋转起来,就像一根问罪的手指在指向他。最后,费玛闭上眼睛,突然自言自语道:

“说了这么一大通,有什么意义呢?木已成舟,覆水难收。”

接着,睡意袭上来。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特德把一条柔软的毛毯盖到自己身上。他本能地咕哝着:

“实话,特德?就我们俩说说?阿拉伯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把我们扔到大海里。然而悲哀的是,如果没有人要把犹太人扔到大海里,犹太人就很难生活下去。”

特德轻轻地说:

“对。看来形势确实不妙。”说完,他走了出去。

费玛蜷缩在毛毯里。他原本想叫特德在约珥一回家就把他叫醒,但他太疲倦了,出口的话竟是:

“别把约珥给吵醒了。”

他睡了约莫二十分钟。隔壁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他一伸手,碰翻了迪米的一个用塑料积木搭建的塔楼。他试图把毯子叠起来,但最终又作罢,因为他急于找到特德。他仍然得跟特德解释一下今天晚上他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但他没有进书房,而是不由自主地到了卧室。卧室里亮着夜明灯,散发着红色的温暖的柔光。他看到一张宽阔的大床已经铺好,可以在上面过夜生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枕头,两条套在丝质床单里的深蓝色毛毯,两张床头小几,每张小几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正面朝下。他将自己的脸和整个脑袋深埋在约珥的睡衣里。突然,他镇定下来,冲出卧室去找自己的外套。他像梦游者一样将公寓的每个房间仔仔细细搜了个遍,可他既没有找到特德,也没有找到他的外套。最后,他瘫坐在厨房里的一张凳子上,左顾右盼地寻找他先前找不着地方搁置的那些刀子。

特德·托拜厄斯手里拿着一把滑尺,从黑暗中出现在他的面前,像士兵用短波电台发报一样,慢条斯理、铿锵有力地宣布道:

“你睡着了一会儿。这表明你很疲劳。我用微波炉把你的咖啡给热一下。”

“不用了,谢谢!”费玛说,“我得赶快走了。我已经迟到了。”

“噢。迟到。什么迟到了?”

“一个约会,”费玛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竟用坦率的口吻说,“我今晚还有个约会,但忘得一干二净了。”接着,他走到大门旁边,使劲地拉扯着门闩,最后,特德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把外套递给他,给他开了门,还对他轻柔地(费玛则觉得是依依不舍地)说:

“你看,费玛,虽然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劝你要休息一下。你看上去有点儿虚弱。我应该对约珥说些什么呢?”

费玛一边将左臂伸进外套袖子的破衬里中,一边觉得奇怪:为什么袖子成了死胡同呢?他发火了,好像他的外套衬里弄翻了,特德应该负责。

“对约珥什么也别说。”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没什么可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是来看她的。我来这里为的是要和你说说话,特德,可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特德·托拜厄斯并没有生气。他可能不理解最后一个词的含义。他用英语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不好吗?”

费玛立刻感到深深的羞辱和懊悔。

“谢谢你,特迪。”他说,“不用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今天一天都不顺畅。我所做的就是妨碍你的工作。请告诉约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每天晚上都有空过来照看迪米。我可以告诉你‘保证’一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但‘截稿期’我就想不起来了。或许你可以直译成‘死线’。顺便问一下,我们要喷气驱动的汽车干什么?我们现在这样东奔西颠还不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发明一种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里面的交通工具呢?对不起。再见,特迪。你不该给我倒第二杯白兰地。我这样说的蠢话也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