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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会写书，”格兰特坚定地说，“甚至不会写我在苏格兰场的二十年。”

“什么？甚至不会写您的自传？”

“不会写我的自传。根据我的审慎判断，实际上现在市面上已经书满为患了。”

“不过这是本必须写的书。”卡拉丁说，他看起来有点儿受伤。

“当然。这本必须得写。告诉我：有件事我忘记问你了。两次大赦后，过了多久，泰瑞尔获得在法国的职务？他又是什么时候变成奎斯尼斯堡的总管？1486年7月，在他对亨利效劳之后，他又过了多久才成为奎斯尼斯堡的总管？”

卡拉丁看上去不再受伤，他那副如绵羊般温和的脸装出最邪恶的模样来。

“我正好奇你什么时间问呢，”他说，“要是你忘了问，我就会在临走前把问题的答案抛给你：差不多马上。”

“如此看来，镶嵌图案中又一块合适而小巧的鹅卵石。我怀疑是否当时正好空出来总管的位子，那是一个法国的职位，因为亨利想要他离开英国。”

“我敢说事实正好相反，是泰瑞尔想离开英国。要是我正受亨利七世的统治，我宁愿远走高飞。特别是，如果我为亨利做了可能会为他带来方便的秘密工作，我活得太久对他是相当不利的。”

“是这样，可能你是对的。他不只出国，他还待在国外——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真是引人入胜。”

“他不是唯一待在国外的人。约翰·戴顿也是。我无法找出所有确实应该卷入该谋杀案的人。都铎时期的叙述五花八门，我想你知道。事实上它们大多数如此不同，以至于完全互相冲突。亨利宠爱的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当理查在约克时，谋杀案发生。根据圣徒莫尔的说法，总的来说，谋杀案发生在理查更早出行时，即当理查在沃里克时。而且因为人事变动，因此很难把他们加以整理。我不知道威尔·斯莱特是谁——你说是布莱克·威尔，还有另一个同音类似的名字——迈尔斯·福雷斯特。但的确有一个名叫约翰·戴顿的人。格拉夫顿说他长期住在加来，‘被人指指点点，简直受尽轻视’，并且在那里痛苦地死去。他们对良德津津乐道，不是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没有任何的证据。”

“如果戴顿穷困潦倒，那么他看起来不像曾为亨利做过什么。他的职业是？”

“嗯，要是同一个约翰·戴顿的话，他是名牧师，而他根本不贫困。靠着领取闲职的薪水，他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亨利把福贝克的一份生计给了某一个约翰·戴顿，靠近格兰瑟姆——在林肯郡，时间是1487年5月2日。”

“好吧，好吧，”格兰特慢吞吞地说，“1487年。而他，也舒服地在国外生活。”

“啊哈，太妙了，不是吗？”

“妙极了。那么有人解释过吗？怎么这位没抓着脖子，把这位千夫所指的戴顿强拉硬拖回国，以叛国罪处以绞刑呢？”

“哦，没有。根本没有那样的叙述。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没人会从B想到C。”

格兰特笑了：“我看你是孺子可教。”

“当然，我不仅学历史，还师承伦敦苏格兰场的门下学习揣摩人心课。好吧，目前差不多就这样了。如果您有足够的力气，下次我会把这本书的头两章读给您听。”他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格兰特先生，要是我把这本书献给您，您会介意吗？”

“我认为你最好把它献给卡拉丁三世。”格兰特淡淡地说。

不过卡拉丁显然没把它当作一件小事。

“我不用奉承话作为题词。”他说道，语气带着一丝生硬。

“哦，不是奉承话，”格兰特匆忙说，“只是原则问题。”

“要不是因为您，这本书永远不会起头，格兰特先生。”卡拉丁站在地板中间，他的语气带着地道的美国味儿，拘谨而又透着些激动，被他那件衣摆飘飘的大衣围绕着，“并且我还想正式地向您致谢。”

“我很荣幸，当然。”格兰特喃喃地说，地板中间的那个高贵的身影变得放松起来，像个少年一样，尴尬的时刻结束了。卡拉丁像他来时一样，高高兴兴、步履轻快地离开了。与三个星期前相比，他看起来重了三十磅，胸围增加了十二英寸。

格兰特拿出了卡拉丁赐予他的新知识，挂在了对面的墙上，然后凝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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