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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官员不能这么做。”

这话震了他一下——轻轻的一震。他那张蜡黄的脸开始抽动。

“快把你肚子里卖的药给我吐出来，”我说，“是谁送我进来的，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今晚我情绪很不稳定。我想在泡沫里跳舞。我听到女鬼在呼唤。我有一个礼拜没开枪杀人了。快说，费尔大夫。拨响那只古老的六弦琴，让柔美的音乐飘奏吧。

“你患上了麻醉品中毒症，”他冷冷地说，“你差一点点丢掉性命。我不得不给你开了三剂强心剂。你又是挣扎，又是尖叫，我们只能把你束缚起来。”他飞快地从嘴里吐出一串话来，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前一个字的背上跳过的。“如果你在目前这种身体状况下离开医院，你会有大麻烦的。”

“你刚才说你是大夫——是医生？”

“当然。我是索德伯格大夫，我告诉过你了。”

“麻醉品中毒不会让你又是挣扎又是尖叫，大夫。你只陷入昏迷。换个故事吧。另外请你讲得简短点。我只要关键点。谁把我送进了你这座怪里怪气的私宅？”

“可是——”

“别跟我来‘可是’。我要把你变成落汤鸡。我要用一桶马姆齐甜酒淹死你。真希望我能用一桶马姆齐甜酒淹死自己。莎士比亚。他也很懂酒。我们再服一点药吧。”我伸手拿起他的杯子，又给我俩倒了两杯。“快说，卡尔洛夫。”

“是一个警察送你进来的。”

“什么警察？”

“自然是贝城警察了。”他那几根蜡黄的手指不安地扭动着杯子。“这里是贝城。”

“哦。这个警察有名字吗？”

“似乎是一个叫加尔布雷思的警司。不是开巡逻车的普通警官。周五晚上，他和另一名警官发现你正在这所房子外面神志不清地游荡。他们把你送进这里来，是因为这里离得近。我当时以为你是一名吸毒过量的瘾君子。但也许我错了。”

“这故事还不错。我没法证明它不是真的。可你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里？”

他摊开那双不安的手。“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过你：你当时病得很厉害，现在依然是这样。你说我该怎么做？”

“这么说我一定欠你钱了。”

他耸耸肩。“当然了。两百美元。”

我把椅子稍稍往后一推。“太便宜了。有种你就来拿吧。”

“如果你离开这里，”他严厉地说，“你会立刻遭到逮捕。”

我把身体探过桌子，呼出的气息喷在他脸上。“不单单是要从这里出去，卡尔洛夫。打开那只壁式保险箱。”

他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步伐平稳流畅。“你闹得实在是过分了。”

“你不愿意打开它？”

“我绝无这么做的可能。”

“我手里拿的可是一把枪啊。”

他笑了，笑得勉强又苦涩。

“那是只挺大的保险柜，”我说，“而且还是新的。这是一把好枪。你真不愿意打开它？”

他脸上的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该死，”我说，“你手里有枪的时候，照理说你叫别人做什么，别人就该做什么的。可这条规律现在失灵了，对吗？”

他笑了。他的微笑里透着一种施虐狂般的愉悦。我的身体在一点点地向后滑。我眼看就要瘫倒了。

我摇摇晃晃地站在桌子边上；他等待着，双唇微张。

我倚着桌子站了好长一会儿，一边盯着他的眼睛。然后我咧嘴一笑。他脸上的微笑就像一块脏抹布一样掉落了。汗珠从他额头上渗了出来。

“拜拜，”我说，“我把你留给那些比我更难缠的家伙。”

我退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

前门的锁开着。门口有一道带顶的门廊。花园里满是鲜花，一片盎然，外面有一圈白木桩篱笆和一扇进出的大门。这栋房子位于一处街角。清凉潮湿的夜空中见不到月亮。

街角的路牌上写着“德斯坎索街”。街区两边的一栋栋房子都亮着灯光。我竖起耳朵，留意着警笛声。但警笛一直没有响起。另一块路牌上写着“第二十三街”。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第二十五街，然后开始朝800街区行进。安·赖尔登的地址是819号。避难所。

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才意识到我的手里依然握着那把枪。而我也一直没有听到警笛声。

我继续往前走。这空气让我感觉好些了，但威士忌的效力快消退了，此刻在我的体内作垂死挣扎。街区的两边有成排的冷杉，还有砖瓦房——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西雅图国会山区里的房子，而不是南加州的建筑。

819号里依然亮着一盏灯。门前有一条白色的停车门廊，非常窄，紧贴着一道高高的柏树篱。屋前种着几丛玫瑰。我沿着人行道走上前去。我先听了听动静，这才按响门铃。依然没有警笛呼啸而来。门铃叮咚，过了片刻传来一个电子装置（就是那种允许你在不开大门的情况下和门外通话的装置）中的沙哑声音。

“请问是哪位？”

“马洛。”

也许她倒抽了一口气，也许那只是电子设备关闭时发出的噪音。

大门洞开，身着一套淡绿色宽松便装的安·赖尔登小姐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满是惊恐。她的脸在门廊灯的强光下突然变得煞白。

“上帝啊，”她尖叫道，“你真像哈姆雷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