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不祥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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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触角伸向了四个被害者的出身地。但对出身地的调查却出乎警察的意料。

这四个人在中学毕业后同时离开了H市。当地几乎没有什么本家、亲戚、朋友。再加上当地的人对调查采取不合作态度，使调查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真是有些奇怪哟。津田文吾就不要提了，栗山利昭、伊崎文也应该是令H市里的人们感到自豪的人物。可谁都沉默不语。田原干夫的知名度尽管没有栗山利昭、伊崎文也那么高，也算得上比较有出息的人物了。津田文吾虽说是个流氓——关东门传会的若头助理，不过也算是个大人物了。这四个人相继被害，在H市应该是个热门话题。可当地人对此一声不吭，简直像是有人下达了‘言论箝制令’似的。”去埼玉县H市调查的牛尾说道。

“我也有同感，好像有人在暗中操纵。我也觉得像是下达了‘言论箝制令’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与他同行的代代木警察署的栋居也感到纳闷。

他们向依然留在当地的同学们打听这四人的情况，全都回答不知道。

当年给他们任课的教师已经全部退休，或者调走了。牛尾他们想尽办法找到了他们，个个都不愿意开口。

“很明显，有人左右了人们的意志。总而言之，有人不愿意提起这四个人。”

“而且，此人在这个地方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四个人的出身地是个很小的城市，它归属在本地最大的产业——堂本电机产品工业会社之下。历届的会长都是由堂本家的户主担任，该市的市长由堂本会长兼任。

以电机产品工业为中心，电视局、报社、金融机关、交通、百货商店、高尔夫球场、宾馆饭店，组成了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公司。H市就隶属于该集团公司之下。

如今，堂本家的户主是堂本和寿美，今年30岁。是上一代会长的长女。在担任堂本集团会长的同时，兼任H市市长。集团的中心企业——堂本电机产品工业会社的社长虽然由堂本和寿美的丈夫堂本真人担任，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堂本和寿美手里。这个地方的主要产业和市政要害部门都在堂本家族的掌握之中。

不仅如此，警察、消防、税务、邮局、电信·电话、电气、煤气·水道等公益服务机关；各行政机关、文化，体育机关、全国网络、金融服务公司也都由堂本家族的成员掌管。

重要的是，没有监督堂本家族的体制。在这个小城市里，堂本家就是法律。在中央政界，他们也有人，对当时的政权具有潜在的影响。

在这人口超过12万的小城市里，有权发布“言论箝制令”的，除了堂本家，不会有别人。

调查员将调査范围缩小到四个被害者的中学时代。检索当时的有关记录。但是没有查到与之有关联的案件。即使有的话，大概已经被抹去了。只有在H市，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调查员们感觉到了来自堂本家族的压力。也就是说，堂本家不喜欢有人追溯这四个被害者的过去。

“这四个被害者的过去肯定有什么猫儿腻。”

这四个被害者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只是在H市住过一段时间。居住期间大都是在上中学的三年之间，而且全部都是因为父母调动工作，在中学毕业的同时一起离开了H市。

警察询问当地的老人们。

“有关‘渡者’的情况，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真可谓异口同声。

“看来这四个人的死，对堂本家不利。”

“该不是堂本家与犯罪有关吧？”

“即使与犯罪无关的话，我觉得这四个人过去也许与堂本家有什么瓜葛。”

“尽管如此，在人口超过12万人的城市里能发布‘言论箝制令’，由此可见堂本家的权势够大的了。”

就在各搜查本部将调查的触角伸向H市时，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内部指示：“在调查时请慎重处理，要注意影响。”

上级竟然下达这样的内部指示，可见堂本家的政治势力有多么大。

过去，也收到过类似的内部指示，大多是在调査违反选举、渎职这类案件时。对调查杀人案，特别是连环杀人案下达“请慎重处理”的内部指示，可是前所未有的。

警员们越发感到了来自堂本家的压力。警员们认定这四个被害者的过去，肯定与堂本家有着重大的关联。堂本家越是施加压力，越是激发了警员们调査的欲望，反而起到了逆效果。

“在市民中肯定有人对堂本家的一言堂持反感态度，恩威并用的恐怖政治是有界限的。我们要找到已经迁出H市的老市民，因为他们脱离了堂本家的影响，肯定能找到缺口的。”栋居充满自信地说道。

皇天不负有心人。牛尾和青柳找到了一位曾在H市中学执教的退休教师。这位教师现住在神奈川县海老名市。在四个被害者上中学的三年当中，他担任该校的教务主任，名字叫木原。

这位原H市中学的教务主任，在海老名市的郊外过着悠闲的生活。木原接受了牛尾和青柳的访问。当被问及四个被害者在中学时发生了什么案件时，木原的脸上呈现出痛苦的表情。牛尾不禁暗自感到高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希望您不要有顾虑，把它全都讲出来好吗？您所教过的四个孩子被害了，难道您不愿意协助我们逮到罪犯吗？”

牛尾的一番话解除了木原的顾虑。

“这是我教师生涯中的一个污点。这个污点使我终生都背负着心灵上的债务。”

木原讲述了他在那所中学工作时，一个学生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的案件。

“其实那个悲剧发生之前，教师们都有所察觉。自杀的学生发出过求救的信号，可以说全体教师也都目睹了这个求救信号。为什么不果断地采取措施预防悲剧发生呢？至今我都感到追悔莫及。”

“那个案件不单单是虐待一个学生，其实是一件以家庭势力为背景，多人共谋的杀人案。有直接参与施虐的学生、虽未参与但对此漠不关心的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教师、在出事后掩盖事实的学校领导，以及教育委员会、市政府和警察局一切与此案有关联的人。既然知道事实的真相，为什么不告发呢？我作为一名教师，眼睁睁地看到那孩子受到虐待而自杀身亡，却什么也不能做。尽管我没参与杀人，但面对这么多同谋只能保持沉默。这是一种怯懦的行为，我没有做老师的资格。”

“我即使辞去了工作，成为一名普通的人，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这种心灵上的债务，恐怕要带到坟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