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帽子问题越来越大

九月二十七日，周四，即罗马剧院发生谋杀案后的第三天早上，奎因警官和埃勒里起得很早，匆匆穿好衣服。朱纳整个身子被拽下床，换上素净的服饰，看上去就像奎因家里的管家。他们在朱纳不满的眼神中，七拼八凑地随便吃了早餐。

他们大声地咀嚼淡而无味的薄煎饼，老人让朱纳接通路易斯·潘泽尔的电话。过了一会儿，警官对着话筒和蔼地说：“早上好，潘泽尔。请原谅我这么一大早就把你从床上叫起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需要你帮忙。”

潘泽尔睡眼惺忪地嘀咕了一句安慰他的话。

“你能马上到罗马剧院为我们开门吗？”老人继续说道，“我告诉过你，剧院不会关门太久，现在看来，你还可以从公众对这件事的关注中捞取好处呢。你知道，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重开，但有一线希望，可能今晚就开演。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

“太棒了！”潘泽尔热切、发颤的声音从电话线中传了过来，“你要我马上就去剧院吗？我半个小时后到——我还没穿衣服。”

“那好，”奎因回答，“当然，潘泽尔——先别让人进去。你开锁进去之前，在人行道上等我们，也别通知任何人。我们在剧院里再详谈……稍等一下。”

他把话筒贴在胸前，用探询的目光抬头看着埃勒里，埃勒里一个劲地做手势，他用口形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老人赞成地点点头，再次回到话筒上。

“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潘泽尔。”他继续说道，“你能找到那位热心的老太太菲利普夫人吗？我想请她尽快到剧院跟我们见面。”

“当然，警官，如果可以的话。”潘泽尔说。警官将话筒挂回机座。

“嗯，就这么定了，”他说着搓了搓手，伸手从口袋里摸出鼻烟盒。“啊——啊——嚏！感谢沃尔特爵士[1]和所有吃苦耐劳的开拓者，他们捍卫了烟草的事业！”他乐滋滋地打着喷嚏，“等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埃勒里。”

他再次拿起电话，打给侦探总部，心情愉悦地下了几道命令后，砰地把电话放回桌上，然后催埃勒里穿上大衣。朱纳哭丧着脸看着他们离去。他常恳求警官允许自己陪他们父子俩隔三岔五地去纽约的偏僻小路游玩。警官对如何养育青少年自有心得，所以总是拒绝。而朱纳看待其恩人犹如石器时代的人看待自己的护身符一般，所以只好接受这一必然的结果，寄希望于未来会更幸运。

这天阴冷、潮湿。埃勒里和他父亲将大衣领子立起，朝百老汇和地铁走去。两人都异常沉默寡言，但脸上都透露出急切的期待神色——出奇的相似，却又如此不同——预示着这是令人兴奋、颇有意义的一天。

两人步伐轻快地沿着四十七大街朝罗马剧院走去。早晨寒风袭人，百老汇及其蜘蛛网似的小道上空无一人。一个穿着褐色大衣的男子在大厅紧闭的玻璃门前闲荡；另一个舒服地靠在隔开左边内巷与街道的高高的铁栅栏上。在剧院中门之前，可以看见矮墩墩的路易斯·潘泽尔正站着与弗林特谈话。

潘泽尔兴高采烈地握着手。“好啦，好啦，禁令终于要解除了……听到这个消息太让人高兴了，警官。”

潘泽尔掏出一大串钥匙，打开大厅中门。四人鱼贯而入。这位皮肤黝黑的经理又笨手笨脚地打开内门的锁头，接着把门推开。正厅前排黑洞洞地向他们敞开了。

埃勒里打了个哆嗦。“也许除了大都会歌剧院和泰特斯[2]的坟墓，这是我进过的最死气沉沉的戏院。对于已故亲人来说，这里正得其所。”

警官可没那么文绉绉。他咕哝着把儿子推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正厅前排。“少来这一套！把我们弄得毛骨悚然。”

潘泽尔赶忙走上前，打开总电源。在巨大的弧光灯和枝形吊灯的灯光下，观众席立刻显出平时熟悉的轮廓来。正如父亲所言，埃勒里奇思异想的比喻没那么离奇。肮脏的防水帆布罩搭在一排排的长座位上；一道道阴影投在已经满是灰尘的地毯上；空荡荡的舞台后面的白灰墙面毫无装饰，在一大片红色长毛绒面中，形成一块难看无比的大斑点。

“我对那些防水帆布罩很抱歉，”警官对潘泽尔低声道，“因为要把它们卷起来。我们要亲自对正厅前排进行一次小范围搜查。弗林特，请叫外面的那两个人进来。他们还不如进来挣点外快。”

弗林特快步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便与那两个守在剧院外面的探员一起返回。在警官的布置下，他们开始把覆在橡胶椅上的大块盖布扯到一边，露出一排排有隔垫的椅子。埃勒里站在靠近最左过道的一侧，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用来速记的小册子，周一晚上便是用它来画剧院草图的。他一边沉思默想，一边咬着下唇。他偶尔抬起头，似乎是在核实剧院的布局。

奎因赶忙回到剧院后面，潘泽尔正在那儿紧张地踱来踱去。“潘泽尔，我们要在这儿忙活几个小时，我考虑不周，没多带人手。我不知你能否帮个忙……我现在需要静下心想点儿事——只占用你一点点时间，但对我帮助很大。”

“当然可以，警官！”小个子经理回答，“非常乐意效劳。”

警官咳了一声。“请别以为我把你当成跑腿之类的，老伙计，”他歉意地解释，“但我需要这样的人：在搜查这类东西方面受过训练——同时我还需要地区检察官手下几个人的重要资料，他们在市中心调查本案的其他方面。你可否帮我带张便条给其中一位名叫克罗宁的人——并且带回他给你的包裹？真不好意思让你做这事儿，潘泽尔，”他低声道，“但这事太重要，我不能轻易相信一个普通的送信员，而且——烦透了！我处于困境。”

潘泽尔轻快地一笑。“不必多说了，警官，我听候你的吩咐。如果你要写便条，我办公室就有纸笔。”

两人回到潘泽尔的办公室。五分钟后，他们返回观众席。潘泽尔手里拿着密封好的信，匆匆走到街上。奎因目送他离开后，叹了口气，转向埃勒里。埃勒里坐在菲尔德被害的椅子扶手上，仍在对着铅笔所画的图思忖。

警官低声对儿子耳语几句。埃勒里笑了，用力拍了拍老人的后背。

“儿子，我们采取行动，怎么样？”奎因说，“我忘了问潘泽尔是否已通知那个菲利普太太了。不过我猜他通知了，否则他会说的。她到底在哪儿呢？”

弗林特正和另两位侦探大费周章地搬除防水帆布罩，奎因招手示意他过来。

“今早我就让你做做流行的弯腰运动吧，弗林特。到楼上忙活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