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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这片国土上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就让雷纳德、伦德、末日论者以及他们的那些愚昧的支持者称霸美国吧。萨姆，你真的会怪我吗？那时，我和你的感情已经支离破碎了，朋友们也纷纷唾弃我的做法，就连我的事业也是一落千丈。于是，我不禁想起了自己随父亲在伦敦度过的无数个夏天，于是毅然决然地想要到那里去寻得一份内心的平静。

但是萨姆，你一定要相信我，雷纳德和伦德等人虽然用自己的手段在短时间内凝聚了不少基督教信徒的心，但是他们想要用宗教伦理来统治国家的理念纯粹只是黄粱美梦而已。如果我能够早些预料到事态的发展，肯定是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只身赴英的。

你大概也听够了我的这些借口了吧。

所以……

我现在已经从伦敦东南边的一家酒店搬了出来，住进了诺丁山地区的一间公寓里。这里的邻居总是会让我不由得想起住在布鲁克林高地上的那些人。他们中不仅有梳着油头的白领，也有穿着时尚的潮人，还有沿街翻看垃圾桶的流浪汉。可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是一筹莫展。继续把书写完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曾经为了写好《“黑色星期四”背后的故事》那样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工作过。我不仅采访了坠机事故受害者的家属（包括濑户机长的妻子和“277互助会”的全体成员），还拜访过那些至今还在卡雅丽莎寻找自己亲人下落的马拉维人，并目睹了假“肯尼斯”从被追捧到被揭露的全过程。

来到伦敦的第一周，我一直在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地四处闲逛，终日里靠着泰国小吃外卖和伏特加酒过活。除了便利店的收银员和泰餐外卖店的送货员之外，我很少跟别人说话。我还曾一度尝试过像龙一样做个足不出户的蛰居族。除此之外，我努力遮掩着自己的美国口音。因为，自从肯尼斯·欧杜华事件的丑闻被曝光以后，英国人对于雷纳德是否能够当选一直持怀疑态度，而我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口音而被他们扯进什么关于“民主堕落”的话题中去。其实，和我们一样，英国人以为美国人已经在布莱克从政之后吸取了教训。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不去关注任何的新闻报道，倒是手机上的一条推送信息着实吓了我一跳。从这条新闻信息上来看，奥斯丁现在似乎是一片混乱，到处充斥着催泪瓦斯和防暴警察。由于我一直都在推特上悄悄关注着你（对此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此我知道你已经跟着反保守主义姐妹团一起去得州与理性联盟的代表团会合了，担心得我两天都没有睡好觉。最后，我终于忍不住给凯拉打了个电话，询问你是否一切都好。她事后有没有告诉你呢？

不管怎么样，我就不再多向你赘述自己在伦敦离群索居的生活细节了，还是直接切入正题吧。

在奥斯丁暴乱发生几周之后，我在去超市的路上被《每日邮报》当天的头条新闻吸引住了——“凶宅或成纪念馆”。根据报道中的描述，一群市议员正在申请将保罗·克拉多克叔侄俩的房屋改建成一处新的“黑色星期四纪念馆”。记得我当初飞到英国去会见我的出版商并顺便采访玛丽琳·亚当斯时，曾刻意不去参观那所房子，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在脑中重塑保罗杀害杰西的过程。可就在这条新闻登报后，我居然莫名其妙地坐上了一辆前往奇瑟赫斯特的火车，似乎是想要在英国国民托管组织3接手之前最后再看一眼房子的原貌。但是，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是否记得我在采访梅兰妮·莫兰时，曾听她提起过自己是如何鬼使神差地走上了二楼，并发现凶手其实就是保罗本人吗？我当时就是被这样一种奇怪的力量驱动着动身前往奇瑟赫斯特的，我的心里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对我劝说着，让我必须去看一看(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诡异，但我说的全是实话)。

这所神秘的房子隐藏在一条看上去十分古朴的小街上，四周的窗户都已被木板封了起来。还有人用血红色的颜料在房子周围的墙壁上涂上了几个十分骇人的大字：“魔鬼出没，请注意”。房子一旁的车道上长满了杂草，一块写着“出售”的指示牌歪歪斜斜地立在车库的旁边。最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是正门口那个堆满腐坏的毛绒玩具的小祭坛。而门口的阶梯上还摆放着几个没有拆封的彩虹小马玩具。

我本想翻过紧锁的花园大门到后院去看一看，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大喝：“嘿！你想干什么！”

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一头银发的矮胖女人正站在车道上怒视着我，手里还牵着一只小狗。“小姑娘，你这是非法入侵！这里可是私人住宅。”

我一下子就认出，她就是艾琳顿·伯恩太太，我曾经在杰西葬礼上的一张照片里看到过她。她可是一点都没有变。

她一边瞪着我一边伸直了自己的肩膀，脸上隐约透露出一种哀伤的神情，就好像是一个提前退休的将军不甘寂寞似的。“我才懒得问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个记者？你们这些人就不能放过这家人吗？”

“我不是记者。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了。”

“你是个美国人。”

“是的。”我朝着她走过去，她手里牵着的小狗见状马上把头蹭了过来。我俯身挠了挠它的耳朵，它顺势抬起头来，用一双布满了白内障的眼睛看着我。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从气味上，这只小狗都像极了史努基，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肯德拉·沃西（我最后一次听说她的消息是在萨那县大屠杀事件爆发后，她说自己准备隐姓埋名地搬到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素食者社区里去）。

艾琳顿·伯恩太太听我这么说，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等等……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我心里一边埋怨着出版商为什么非要在《坠机与阴谋》一书背面印上我的照片，一边忙不迭地否认道：“我觉得您大概没有见过我。”

“不，我见过你。就是你写了那本耸人听闻的书。你跑来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很好奇，所以想要来看看这所房子。”

“不知廉耻。你应该为自己感到汗颜。”

但我并没有放弃追问。“您最近还见过保罗吗？”

“见过又怎么样？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要是在一年前，我肯定会等到她回家后，再在附近逗留片刻，但这一次我马上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一周之后，有人给我的新手机拨了个电话，让我感觉非常纳闷。因为，除了即将和我分道扬镳的经纪人玛德琳知道我的新手机号码之外，会打电话来的就只有那些电话推销员了。当电话那头的人介绍自己就是保罗·克拉多克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事后才知道，是玛德琳的新助理因为保罗操着一口英音便将我的电话告诉了他）。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艾琳顿·伯恩太太向他提起了我曾去他家拜访的事情，还说他的心理医生鼓励他阅读了我的作品《坠机与阴谋》，以帮助他“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萨姆，这个曾经凶残地用刀捅死了自己侄女的男人居然在电话里听上去是那么的口齿伶俐。他建议我去跟进一下莫兰夫妇（听说他们已经搬到了葡萄牙，为的就是要离罗琳遇难的地方近一点）以及他的影子写手曼迪·所罗门（他也加入了位于科茨沃尔德4的一个末日论分会）的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