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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缓缓地驶过了一个堆满了尸体的帐篷。我试着让自己不要去看，但还是不免瞥到了救援人员向里面搬运尸体的画面。大部分的尸体都是用蓝色塑料布包裹着的。我吓得开始更加努力地祷告，希望布希和苏珊不要出现在里面。

小面包车最终把我们一行人送到了马厩路的社区中心门口。我本以为自己要先在入口处签到才能进去，结果硬是被人推推搡搡地挤进了屋里。

其实，早在社区中心的门外时，我就已经听到里面起伏的阵阵哭声了。实际上，屋里比我想象的更加嘈杂。到处都是蜷缩在一起的人群，有人浑身黑乎乎的，有人则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和刚才在车里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很像，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在哭泣，看上去仍然是惊魂未定。我开始在人群中穿行，试图寻找到布希和苏珊的身影。可是人海茫茫，我要到哪里去找她们呢？突然间，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经常帮我照看苏珊的邻居诺里斯瓦太太。那时，她的脸上也布满了厚厚的血迹和泥土，身体不停地前后摇摆着。当我试图向她询问布希和苏珊的下落时，她却只是茫然地望着远方。不一会儿，我又找到了她的两个孙子。飞机坠毁的时候，他们也在幼儿园里，不知是怎么才逃出来的。

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安吉？”

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看到布希就站在我的身后，怀里还抱着小苏珊。

我惊喜地尖叫起来：“感谢上帝!你们还活着！”

我们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久久都不愿分开。可能是因为我抱得太紧了，苏珊蠕动着想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真的，那随之而来的解脱感更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希望的力量有多强大。待我们两人的情绪都稍稍稳定了下来后，布希便开始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她们逃生的经过。原来，她今天确实是提早把苏珊从幼儿园里接了出来。但是她们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附近的小卖部，准备买点糖果。谁知，在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架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是有炸弹爆炸了。于是，她来不及多想，一把抱住苏珊，向着反方向拼命地跑了起来。也就是说，要是她们当时提早回了家，现在一定都没命了。

如今，我们的家所在的区域已经被夷为了平地，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最终被付之一炬。

为了等待救援人员为我们分配避难场所，我们一家三口只好暂时留宿在社区中心里。夜色降临，有些人将床单和毯子挂在了房顶上作为隔板，划分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空间。这里流离失所的人太多了，但我最同情的还是那些孩子，尤其是那些在事故中失去了父母甚至是祖父母的孩子。说实话，这样的孩子在这里实在是数不胜数，其中还有不少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孩子。早在四年前，这些孩子就因排外袭击事件不得不跟随着自己的家人流落街头，现在却还要再经历如此的磨难。

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小男孩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记得在留宿社区中心的那个晚上，我辗转难眠，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持续高居不下，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从白天的惊吓中缓过神来。于是，我决定起身活动一下筋骨，却意外地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原来，那是一个坐在我们毛毯旁边的男孩。先前，我大概是太过于专注照顾苏珊和布希了，居然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虽然天色昏暗，但我仍能够看出他眼中闪烁着的那种痛苦与孤独。他就那么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毯子上，周围丝毫见不到有父母或祖父母陪伴的样子。我在纳闷，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怎么没有把他送到专门收留弃儿的区域里去。

我冲着他笑了笑，试着问他的妈妈在哪里。可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坐到了他的身旁，伸出手轻轻地搂住了他。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既没有掉眼泪也没有颤抖，只是身体显得异常的沉重。不一会儿，我觉得他大概睡着了，便把他放平，爬回我自己的毛毯上去了。

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被分配到了一所愿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的酒店里。我环顾四周，想要去找那个男孩，让他和我们一同前往，可就是寻不到他的踪影。我们总共在那家酒店里住了两周，直到我们姐妹俩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面包房里找到了新的工作，才从酒店里搬了出去。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份工作可比做用人要好多了。面包房还有自己的幼儿园，所以我每天早晨都可以带着苏珊一起来上班。

事后，一群美国人来到了南非，想要寻找所谓的“第四个幸存儿”。一名自称是调查员的男子（我猜他应该不是赏金猎手）找到了我和布希，并询问我们是否曾在社区中心里看到过一个形单影只的孩子。他对这个孩子的描述正好和我在第一夜里看到的那个孩子相符。不过，我并没有对他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打心眼里觉得，那个男孩不被人找到可能会过得更好些。很明显，这个“调查员”看出了我在隐瞒些什么。但无论他如何逼问，我还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一直保持着缄默态度。

也许，他并不是他们要找的男孩。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且，当时那个男孩也没有告诉过我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