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德马案件真相

我们的一篇文章，用的就是上面这个题目，发表在科尔顿先生主编的上一期《美国评论》上，引起了一些议论——特别是关于文章所说的是真事还是假事的问题，当然，对于争论之点，不适宜让我们也去置喙。有人要求我们重印该文，我们也乐于这么做，让文章自己去说话。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社会上确有那么一种自夸以怀疑为职业的人。

——《百老汇月刊》编者

瓦尔德马特别案件引起了讨论，我当然不会自称认为这是件奇事。如果不引起讨论，那倒是一件奇事——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经所有有关当事人要求，不将这一事件公开，至少在目前，或在我们有进一步的调查机会之前不要公开——通过我们的努力做到这一点——但却有一些经过窜改和夸大的说法不胫而走，流向社会，变为许多令人不快的误传的来源，很自然地，也变为大量怀疑的来源。

现在有必要提出，我来说明事情的真相——就我亲自了解的情况来说明。简单说来，真相就是这样：

近三年来，我的注意力曾再三被引向催眠术的科目。并且，大约在九个月以前，我十分突然地想到，在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最不可理解的疏忽：——至今还没有人在临死前还能说话时被催眠过。而它可以让我们知道，首先，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对催眠的影响是否还存在任何敏感性；其次，如果还存在，是否因情况而减少或增加；第三，这种作用在什么程度上，或有多长时间能阻止死神的侵犯。还可以弄清楚其他一些问题，但上述几点最激发我的好奇心——从结果的极其重要的性质来说，尤其是最后一点。

察看一下我的一些实验科目方法，我就可以检查到这些详细情况，于是就使我想到我的朋友M.欧内斯特・瓦尔德马，那位远近闻名的《法律书目》的编者，和署上“伊萨尔・马克斯”笔名的《华伦斯坦》[1]和《巨人传》[2]的波兰文译本的译者。瓦尔德马自1839年以来主要居住在纽约的哈勒姆区，他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或者曾经是）身体瘦削——他的下肢跟约翰・伦道夫[3]的很相似；而且，又因为他的洁白的络腮胡子与他乌黑的头发形成强烈对比，因而使一般人误认为他的头发是假发。他的性情显然容易激动，这样就使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催眠实验的对象。有两三回，我没费好多气力就使他人睡，但在其他效果方面却使我失望，这一点，由于他的独特的体质，曾是我预料到了的。他的意志没有一个时候是在我的绝对、完全的控制之下，而且关于超人的视力方面，我在他身上没有完成丝毫可信赖的事情。我往往将我在这些方面的失败归因于他的健康情况失调。在我跟他相识之前数个月，他的医生就曾宣告他患了难治的肺结核病。这确实是他的习惯，当他谈到他正在向死亡走近时，态度沉着，好像谈论一件既不回避又不遗憾的事。

当我产生了上面提到过的那种想法时，很自然地我就会想到瓦尔德马。我对这个人的稳重哲学了如指掌，因此不用担心他会有什么顾虑；而且他在美国没有可能会干扰他的亲属。我对他坦率地谈到这个问题；使我惊喜的是，我好像大大地激起了他的兴趣。我说我感到惊奇，是因为虽然以往他一直慷慨地答应将他的身子交给我做实验，可他对我所进行的工作却从未给予过任何同情的象征。他患的病是那种有可能准确计算出其死亡日期的病；于是在我们之间作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将在他的医生宣布他那种病情之前约二十四小时被送到我这儿来。

自从我收到瓦尔德马亲自写来的下面这张附加的便条以来，到现在已有七个多月了：

我亲爱的P——，

你现在也可以来了。D——和F——都一致认为我不能

坚持到明晚午夜以后；我认为他们对时间估计得八九不离十。

——瓦尔德马

这张条子被写好之后半小时，我就收到了它，而在收到它之后一刻钟之内，我便又到了这个垂死的人的卧室。我有十天没见到他了，我为他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所起的可怕的变化而感到惊骇。他的脸呈铅灰色，眼睛完全失去光彩，消瘦得简直连皮肤都让颧骨顶穿了。他的唾液过多。脉搏几乎感觉不到。然而，他在精神力量和某种程度的体力这两方面都还保有非常好的势态。他讲话清楚——不用坚持服一些缓解药物——而且，当我走进房间时，他还正在用铅笔在一个笔记本上作纪录。他用枕头支撑着靠躺在床上。D——和F——两位医生伴随着他。

在紧紧握了瓦尔德马的手之后，我把两位陪伴医生请过一边，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关于病人情况的一分钟时间的说明。他的左肺处于半骨质或软骨质状态已有十八个月之久，当然也就完全失去了生命力的效用。右肺的上部，也已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骨化，而其下部也仅仅是一片化脓性的结核，彼此连结在一起。还有好几处地方出现大片穿孔；而且，在一点上，与肋骨发生了持久性的粘连。肺右叶的这些现象是在比较近的时期出现的。这种骨化现象以一种很不寻常的速度进行；一个月以前还没发现这种现象的征兆，粘连现象则只是在前三天才被观察到。与肺结核无关，病人被怀疑是主动脉瘤；在这一点上，骨质的症状使得准确的诊断成为不可能。两位医生的意见是，瓦尔德马将在次日（星期日）大约午夜时死亡。他们当时是在星期六晚上七点钟说这话的。

D——和F——两位医生离开病人床边和我谈话时，已经跟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们的意思是不打算再来了。但是，在我的请求下，他们同意在明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再来看看病人。

他们走了之后，我无拘无束地跟瓦尔德马谈论关于他的接近死亡的问题，尤其是打算进行实验的问题。他表示非常愿意甚至急切希望进行这种实验，并催我马上开始进行。他身边有一个男护士和一个女护士陪伴，但我完全没有感到有这两个人在这里我就可以随便进行这种工作，认为万一出了事故，他们是最好不过的证人。所以我将手术延迟到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左右进行，那时有个医科学生会来，此人我认识，他名叫西奥多・L——1先生，这样我就可以从进一步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了。第二天晚上，我本来是计划等两位医生来了才进行实验的，但首先由于瓦尔德马的迫切恳求，其次由于我确信，由于他明显地在迅速衰弱下去，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了，于是我被敦促提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