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2/12页)

“那手续……”

“让机站窃听才要手续,难道你自己不会架台机器?”

意思很明白,让他自己动手干。陆从骏回去即给老孙布置任务。窃听嘛,多容易的事,切开电话线再接一根线出来的事,小学生都会做。老孙叫上人在姜姐住的这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屋,屋子窗外便是电线杆,爬上电线杆,并联一根线进屋,这巷子里的所有电话都成了他们的囊中物,想偷听谁的电话,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天黑了,姜姐下班回去了。

姜姐回家,职业地东看西察,注意有无人人室的迹象。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显然是“每日一课”,已经养成习惯。察看一周,并无异样,她放心地放开手脚.宽衣丢物,洗手洗脸。

诸事妥当,她掏出一纸条,准备打电话。当她打开床头柜时,发现了异样——原来她在话机上盖着一块绣花丝巾,虽然丝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来是倒放的,现在正了)。她见此,立即警觉地去找房东问:“今天有无人来找过我。”

“没有。”房东老太说。

“你们今天有没有离开过家?”

“下午我们去了一趟警备区。”老头子说。

“警备区?干什么?”

老头说:“没什么,就问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哪里。”

老太说:“你知道的,我家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部队上,他们给我们发了十斤大米。那个长官还说,我大儿子在十九路军,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队,等以后赶走了鬼子还要犒劳我们呢。”

老太缠着她还想多说,姜姐根本无心听,应付两句就回自己屋里去。一个小时后,姜姐带着一身灰烬和一只皮箱出了门。灰烬可能是烧了一些东西吧,皮箱里是什么?她要溜吗?就让她溜,看她去哪里,跟着她走也许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为姜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声而显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静。

走出巷子,路口停着两辆人力车,车夫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年轻人在抽烟,中年人在打盹。姜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车。

“快走。”

“去哪里?”

“重庆饭店。”

车子走后,姜姐不时张望后面,注意有无跟踪。没有。拐过一条街,还是没有。她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凭着路灯,她无意间发现车夫弯腰露出穿的衫衣是军队的制服衫衣,且侧腰处明显有别枪的迹象,不禁恍然有悟。 姜姐见前方有一个路口,支使车夫:“前面往右。”

车夫回头说:“你不是要去重庆饭店,怎么往右?”

“少废话,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无人影。

快行至小巷尽头时,姜姐突然掏出手枪,向车夫后脑勺连开两枪,跳下车钻进另一条小巷,逃之天天。她就这么跑了,永远跑出了黑室的视线,直到几个月后,三号院的人去河内追杀汪精卫时,才在同一宾馆发现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

重庆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坝,系江水常年冲积而成,珊瑚坝是市中区长江水域北岸最大的沙洲,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六七百米,夏季洪水期常被淹没,冬季桔水期,露出水面的沙洲可达上数万平方米。一九三三年,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为统一川政,下令在此动工修建机场。这也是继广阳坝后,重庆的第二座机场。

珊瑚坝机场虽然简陋,却留下了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足迹。尤其重庆作为陪都期间,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陈诚及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是这儿的常客,从这里“飞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时令已近大雪,江面上袭来的寒风,比山谷里钻出的穿堂风还要阴冷。上午八时,戒备森严的机场,突然驶进两辆小车。

战时的珊瑚坝机场属一号院管辖之地,对出入人员有严格的检查制度,但车上下来的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堂涛、桂连轩和王庚余等一行要员,值班的人不敢造次,只好眼睁睁地看他们登上飞机。

飞机拔地而起,开始了汪精卫的卖国之旅。

次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到了越南河内;两天后,另一位叛国主谋陈公博从成都起飞,经昆明到河内与汪精卫一行会合。二十九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公然打出对日本乞降的旗帜。

这一下,离开重庆的人可多了,明的,暗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先行的,拖后的,加起来至少走了几百人,都是一群追随汪贼卖国求荣的货色。还有不少人想走又没走成,比如相井、姜姐等等。在原计划中,他们俩都是在走的名单里的,尤其是相井,他来这里干吗?不就是来为汪一行出走铺路架桥,现在他们走了,他大功告成,理所当然要跟着走。

可由于出现变故,汪一行出逃时间和方式,跟原计划有较大变动。本来他们中大部分人要绕道去成都出逃,重庆走的只有汪精卫和其老婆陈璧君,这样分头走,不易引人瞩目。但由于临时发现姜姐已被黑窒盯上(房间被搜查,电话被窃听,人被盯上),汪精卫担心他们都已经被盯上,于是搞突然袭击,连夜收拾东西,第二天早上就行动,比原计划提前了四天。

他们这次走,连相井都被蒙在鼓里,直到十九日,一行人到达河内后才发来电报告知情况,并要求他不得轻举妄动,要静候待命,处理后事。就是说,他暂时还不能离开重庆,何时离开,另行通知。相井自是恼怒十分,但人家汪大人现在是日本政府热心收买的大人物,红得烫手,得罪不起,只有听之任之,伺候好他,这样下一轮走的名单中也许就会有自己。相井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好在汪精卫没有马上发“艳电”,汪府虽然暗流涌动,但表面上还是一如既往,军警还不敢上门搜查,给了相井一个周旋的时间。他把连接汪府后花园的铁栅栏门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封了,开了正大门,给人感觉这是一个独立的寺院。为了招徕信徒,他在门口立起大铁锅,连搞好几天的行善赠粥活动。这事他在上海就干过,但效果这边独好。战时的重庆,至少有十万难民,这些人纷至沓来,从早到晚,排成长龙,成了相井及其随从们最好的保护伞,包括姜姐。姜姐找到了最好的角色,她盘起头发,穿上布衣和大头棉鞋,当上了老妈子,天天烧火熬粥,脸上常常沾满锅灰,连性饥渴的男人都不会正眼瞧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