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

数月前，当我在医院疗养心脏病时，经历了一次古怪而可怖的事情，那件事我困恼得无法解释。

 

现在，我要趁记忆还有一点，赶快把它记下来。

 

病情有起色之后，院方把我从一个照顾周到的病房转到一个普通单人房，它位置在心脏病房的末端。

 

这个房间长而窄，灯光照明不十分好。病房两边大约还有十余间单人病房。

 

头一两天，我经常紧闭房门以阻挡其他房间传来的收音机声和电视声，我喜欢静静地看书。

 

有一天，我正在阅读时，房门轻轻开启。我没有听到开门声，不过不用抬头，我能感觉到有人站在门边。

 

我希望来者是位访客，但是很失望，也烦躁，来者居然是医院的理发师。他穿一件薄薄的，看来褴楼的羊驼呢夹克，手提一只难看的黑色袋子。

 

他没有开口说话，只抬起浓厚的眉毛，做无言的问语。

 

我摇摇头。“现在不理，或许晚些时候。”

 

他露出没有掩饰的失望神色，在门边逗留一会儿。最后转身，悄然掩上门。

 

不知为什么，我无法再静下心来看书。我自己承认，他吓我一跳，他的打扰令我生气。我也明白，对一位心脏病患者，这种情况是不适合的。

 

我服下镇静剂，想休息——但没有成功。虽然如此，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坏（在安眠药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在一连串洗澡、换床单、量体温与各种事情之后，我坐下来准备再看书。

 

我发现我仍不能集中精神看书，虽然前一天那本书很吸引我。

 

最后，当我环顾四周时，我懊恼地皱眉，因为我明白烦恼是什么啦。

 

在我的请求下，门再次关上。但是现在，说不出为什么，我发觉自己居然不想它关上。因为我仍不能起床行走。所以，我按铃找护士。

 

一位活泼、浅黄头发的瑞典籍女护士进来。她说：“已经厌倦隐士的生活啦？我以为你会改变主意的！”我微笑，我想是有点温驯。她说着，走出去，任房门开着。

 

我回头看书，但是潜意识里不停地思索有关门的事。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我阅读的时候，绝对不想要那个理发师再来开房门，惊吓我。电视和收音机的叫声继续打扰我，但我尽量充耳不闻，径自看书。就这点上，我只是部分成功。

 

午饭之前，我开始觉得困，搁下书，才待打盹，蓦地，一阵恐怖、、令人毛骨惊然的尖叫之声使我从床上坐起。我相信那声音发自附近的病房。

 

我心脏怦怦跳，暗暗告诉自己，那声音来自电视。我安慰自己，那是某人粗心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

 

数分钟之后，病房走道上一阵骚动，人声嘈杂。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匆匆而过。我没有料到这病房还有那么多的人。

 

医生们匆匆过去。一阵低低的命令、谈话声，然后几近完全的沉默。慢慢地，护士和工作人员走回病房的通道，几分钟之后，一具从头到脚都盖着胶布的人体被推着，从我的病室经过。

 

我等候一会儿，然后按铃叫护士。浅黄色头发的护士的助手急急进来，我从不知道她的反应有如此之快，她脸色有点苍白。“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她犹豫一阵，然后耸耸肩，说：“通道对面的艾克先生。”

 

“心脏病猝发？”她点点头。

 

我留心看她的脸。“一位有心脏病的人，那样叫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她再次犹豫。

 

当她再次开口时，用字小心翼翼，说：“依一般的病情，是不大正常。不过，那样的事有时也会发生。嗯，他可能病情加剧，痛苦不堪。大部分患者都会无力地倒下，但是他居然高声尖叫，是有些——不正常。”。

 

她微微一笑，我认为她笑得有些勉强。“不过，你不要去想它。

 

你渐渐有起色，你读你的书，不要胡思乱想。”

 

当然，我是会胡思，也会乱想。我全天都在想，夜晚都在想，最后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一颗额外的药片，才使我安静下来。

 

日子平安过了两天，一个下午，当我正在阅读时，门开了，我又经历到那种被紧紧地、仔细地监视的不愉快感。

 

我抬头，门边站的仍是那位穿羊驼呢夹克，手携黑色破旧袋子的理发师。和前次一样，浓眉抬起，做一种无言的问话。

 

和前一次的情形一样，我生气了，因为他吓我一跳，我心想，这人真可恶！虽说门没关，但没有一点应有的礼貌，先轻敲两下？

 

“我不理发！”我强忍怒气地告诉他，“我需要理发的时候，我会请护士小姐通知你！”

 

他仍然逗留在门边，脸色柔和，没有表情，活像一副面具，但是明亮、黑色的眼睛在闪动，在失望地闪动。

 

那样子不仅仅是失望，但我说不出是什么，我可以说是憎恨，但似乎太轻了些，那样子更像是深仇大恨。我觉得血液涌上脸部和颈部。

 

“请离开好吗？”暴躁地对他说，“你很无礼。”

 

我可能是幻想，不过，我觉得他像是微微鞠躬，一分钟之后，离开。

 

我才开始轻松下来，满心等候吃顿晚饭时，从附近房间又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惊然的叫声。这回不是高而尖的叫，而是一种抑制的低位。

 

我僵住了，心脏怦怦跳，我听见大叫声，然后是跑步声。我听见轻轻的但是惊慌的逃跑声向防火梯跑去。一分钟之后，跟着一阵沉重、有意的脚步声，三四阶一步地追下去。

 

我看不大清楚走道，此外，这回发出叫声的病房在距离我更远的地方，然而，和先前一佯，我听见人们急速地过去，叫喊声，命令声，低喃声，然后复归平静。

 

在我的想像中，我可以看见担架再次沿通道推出，担架上躺着不发一语的人，那人畏缩在一袭灰色的胶布下。

 

那天，我那位瑞典护士的助手休假，新护士是位娇孝迷人和红发的女人，由她为我端来晚餐。很明显，她的愉悦表情是勉强装出来的。

 

“这回是谁？”我问。

 

她沉默一会，佯装安排我的餐盘，“梅先生，三七五病室的。”

 

我的病室是三七七，梅先生距我两间病室。

 

我想从新护士那儿多打听一些消息，但没有成功。她告诉我，当时她不在现场，听到梅先生不幸的消息，还只是几分钟前。

 

第二天，我想从别的护士那儿打听到什么消息，但没有打听出什么。她们不是受指示不说，就是自己决定不说。

 

她们向我保证说，梅先生安静地死亡，声称没有呻吟或低位那回事。她们告诉我，梅先生昏迷之前，曾按铃叫护士。她们坚称，假如是哭声的话，那是“不自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