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证据（第4/5页）

 

“小伙子，别对我不满，”他说。“你要理解，我只是在挣自己的那份钱。”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热情洋溢的人，眼角布满了亲切的皱纹，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举止像个旧式的南方贵族。我没有那么孩子气，所以并不憎恨他，他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太棒了，我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撇开个人的感情不论，我认为他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辩护律师。

 

诺玛还在说：“我不想让泰森过来。为了避免引起讨厌的曝光，我们已经决定这段时间不见面。”

 

“这真让人感动，”我回答说，“我要泰森在唱—就这么定了。

 

如果你告诉他嘴巴严点，天黑后悄悄过来，那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好吧”她同意了。

 

“告诉泰森，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准时到达——一分钟也别晚！”

 

我挂断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我站在一个小电影院的售票间，跟售票员多丽聊天。我选择那家电影院，是因为就在我父亲死前几个月，他买了这个电影院的股票。因此，我认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我。

 

第一个双场电影七点开始。我早已看过这两部电影。它们加在一起放，需要三小时五十六分。

 

在走廊我看到经理比尔·斯坦墨茨正和一个漂亮姑娘调情。

 

我走过去，跟他聊了五分钟，然后走进放映厅，在紧急出口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售票员偶尔会担任领座员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门外。

 

还差十五分八点时，我环顾四周。一小部分观众坐在中央，正聚精会神地看电影。看不到工作人员。

 

我悄悄地从紧急出口溜出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门缝，这样门就不会关上，保证我能再次进来。

 

诺玛和鲁斯·泰森正在客厅里等着。泰森显然很不安。他时不时紧张地看一眼我的脸，好像那是温度表一样。

 

诺玛很沉静。我在出让证书上签了字，泰森作为证人也签了字。诺玛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手提包。我没有费神去数钱。

 

泰森拿出一份证券清单，诺玛递给我几张纸，那是我要求的统计单据，我粗略地翻了一下，把它们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我花点时间的话、也能搞到这些东西，但我想让他们俩有事做，这样他们就不会猜测我的真实目的了。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了，”我说。“你们可以说这是对你们辛勤劳动的回报。”

 

我打开腿上的一个盒子，这是我进屋前从汽车行李箱拿出来的。里面放着那把德国手枪。我托着手枪，冲诺玛说：“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

 

“我当然乐意，”她回答说，站起身，第一次露出微笑。

 

我说：“诺玛，你微笑的时候，非常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她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掉转枪口，扣动了扳机。我瞄准她开了三枪。她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打中一样，踉跄着向后退去。

 

她刚一倒在地上，我就把枪口对准了泰森。

 

他吓坏了，眼睛瞪得溜圆，像个落水的小狗一样全身发抖。

 

“泰森，”我说，“好好看看她。你不想像她一样死吧？”

 

他的眼睛飞快地低下，瞥了一眼地下的尸体。他连话也说不出，只能拼命地摇头，表示他不想死。

 

我说：“泰森，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你马上就会死去。”

 

“什么事都可以，”他呜咽着说，“你让我干什么事都行。”

 

“真正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是诺玛，”我安慰他说。“你只是他的工具。她只是利用你而已，对吗？”

 

“对，”他声音颤抖地说。“她利用我，我——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无法抗拒她。”

 

“说得对。为此，我要给你一次机会。我要你写一张便条，承认你杀了我父亲——和诺玛。然后你带上这十万元，夹着尾巴尽快离开这里。如果你被抓住了，那你就完了。我会否认你的指责，便条将证明你是有罪的。但至少你得到一次幸存的机会。公平吗？”

 

他使劲点头。“非常公平。”

 

我带他走向客厅的桌子，让他自己打开抽屉，拿出我父亲的文具用品。我转到桌子的另一边，举起枪，枪口离他的太阳穴只有一英寸。

 

“拿起那支笔，”我命令道。“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

 

我口述道：

 

“我不得不惩罚诺玛，因为她逼我杀了鲁道夫·克鲁格。她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控制了我，我无法抵抗。她的声音在我的脑袋里低语，要我去杀人。我不得不终止这一声音——上帝保佑我！”

 

“这个便条很怪。”我说，“但很符合目前的情况。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说自己精神不正常。现在签上你的名字！”

 

他一签上名字，我立刻用枪管顶住他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我擦干净手枪，把他的指纹按在上面。然后，我把一支铅笔插进枪管，挑起手枪，扔到他晃动的右手下。

 

我拿起装着十万元的手提包，那里面现在又放进了出让证书和装手枪的盒子，我走出大门，钻进我的汽车，没有开灯就开走了。

 

我顺利地回到电影院，没有人看到我。散场出去的时候，我又和斯坦墨茨聊了几分钟，谈谈刚看过的两部电影，接受了他对我失去父亲的安慰。

 

最后，我拍拍多丽的背，笑着离开了。

 

这些精心设计的证明我不在场的办法全都白费了。

 

我根本没有受到怀疑。

 

几天后，当我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接到温斯特罗姆警官的一个电话。

 

“你搞错了，”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感到背上升起了一丝凉意。

 

“你搜索你父亲房间时，没有发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证据。如果你及时发现的话，陪审团毫无犹豫地就会判他们俩有罪。当然，现在这没什么关系了。但我认为你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克鲁格先生。”

 

“什么证据，警官先生？”

 

“听着，克鲁格先生，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你只有亲眼看到后才敢相信。你有时间过来一下吗？”

 

“当然有，”我马上回答说，虽然警察局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

 

温斯特罗姆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好像随时要大笑起来，他带我来到一问阴森森的审问室，那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窗帘拉着，头顶上的灯光非常刺眼。

 

桌子上是一个黑色的盒子或箱子。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耐心地站在桌子边。屋里还有一位刑侦科的斯坦伯里警官，我以前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