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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趣的人。他在波士顿出生。父亲是搞运输的，虽然有钱，但并不是暴发户。他母亲虽然出生在纽约，不过双亲都是德国血统。她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几年书，一九二五年回德国，成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外科学教授。”我站起身，踱向窗前，凝神端详着窗外，“玛尔提诺读的是哈佛大学，然后在海德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还是牛津大学罗德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三十八岁时，已经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道德哲学专业的‘克罗斯雷’教授。”

“真是令人赞叹的成就。”库伦说。

我转过头道：“不过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地方哪。他本来是个质疑一切，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彻底颠覆了的人，可是二战爆发之后，他就彻底消失了。直到现在。”

“消失？”

“噢，他离开了牛津大学，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他先后为国防部和经济作战部工作。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可惜的是，似乎他并没有同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下去。他没有再发表什么论文，写了好多年的书没完成，也扔在那儿不管了。我们找到了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手稿，一九三九年之后，他连一个字都没写过。”

“确实够奇怪的。”

我坐回座位：“哈佛图书馆里有他所有的论文。真正激发我兴趣，让我研究这些东西的，其实是个人原因。”

“那是……？”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哈佛录取，但我并没直接去报到，而是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服役一年。后来，因为左膝盖中弹回国，我便再也没去那里。玛尔提诺也同样如此。他在一战最后的几个月里参加了美国远征军。我要说，那时候他年龄并不够。他在弗兰德斯战场上是个步兵。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们都同样选择了另一条路。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经历完战争的酷狱，又堕入心智的低迷。’”库伦教士在壁炉上磕了磕烟斗，“谁说的记不得了。大概是个战争诗人或者别的什么人。”

“是上帝拯救了我。”我说，“越南战争让我的左腿这辈子永远毫无知觉，在心理医生手里又折腾了整整三年，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壁炉架上的钟敲响了十二点。库伦站起身走到橱柜前，从一个雕花玻璃的酒瓶里斟了两杯威士忌。他端着杯子走回来，递给我一杯：“战争的时候我在缅甸，那段日子也够呛的。”他呷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壁炉上，“那么，教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本来呢，神父都应该是不问世事的纯洁灵魂，”他用干涩而又清晰的嗓音说道，“当然了，这都是扯淡。我们的工作就是听人忏悔人类的痛苦和悲哀。教授，我领神父圣职已经三十二年了，对于人心，我了解得很，别人说话有所保留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拿过火柴凑到烟斗上，吐出一口烟，“就比如您，我的朋友，除非是我的判断大错特错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尸体穿着制服。”

他蹙起眉头：“可您不是说，他在经济作战部工作吗？”

“是德国空军的军装，”我说道，“他和飞行员都是。”

“您确定？”

“在越南当海军陆战队员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托尼・比安科。他现在任职中央情报局，在我们的伦敦大使馆工作。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了解消息。当时，我在跟国防部方面交涉的时候碰到了些麻烦，关于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情况，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提供。”

“您的朋友于是帮您去查了，是吗？”

“结果发现了些新情况。报纸上的报道说，那架阿拉多隶属于敌机航空队。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存疑。”

“怎么讲？”

“敌机航空队的飞机都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标志，但是这一架呢，还是德国空军的徽记。”

“您是说，从官方渠道没法获知更多消息了是吗？”

“完全没办法。虽然这事看起来有点荒唐，可是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事情到现在还被标记为战争时期的机密。”

老人皱起了眉头：“这都过去四十年了啊？”

“不止呢，”我说，“去年我调查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类事情。直接碰了一鼻子灰，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发现，玛尔提诺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授予了杰出服务勋章，但是他的荣誉当中，只有这一枚勋章没有列出任何颁发原因。他干了什么才会获得这枚勋章，完全不得而知。”

“可那是军事勋章，而且等级还很高呢，玛尔提诺不是作战人员啊。”

“显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平民也是有资格的，不过这些事情真就跟三年前我在牛津调查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对应上了。马克斯・库贝尔，那个核物理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了许多年教授，是玛尔提诺的朋友。”

“我确实听过这个名字，”库伦说，“德裔犹太人，成功跑出来，没被纳粹送进集中营，是吧？”

“他一九七三年死了，”我说，“不过我设法访问到了一位老人，他在牛津念书时，这位老人给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男仆。他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大举进攻、直接导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盖世太保跑到库贝尔在德国弗赖堡的家里逮捕了他。弗赖堡就在德法边境不远的地方。还来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负责押他去柏林。”

“然后呢？”

“老人家叫霍华德，他说，库贝尔许多年前提到过，那个党卫军军官就是玛尔提诺。”

“您相信他吗？”

“当时不相信。他都九十一岁那么大年纪了，但是您总得记住玛尔提诺的身份背景啊。很显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德国人。语言也好，家庭背景也罢，都不是问题。”

库伦点点头：“就是说，从最近的新发现来看，您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故事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耸耸肩，“毫无头绪。就比方说玛尔提诺和泽西群岛吧，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而在他死后五个月，这座岛才从纳粹手里夺回来。”我一口吞掉剩下的威士忌，“玛尔提诺的亲戚都不在人世了，这一点我了解，因为他根本就没结过婚。那么，您提到的这位德雷顿医生，究竟又是何方神圣呢？有一点我能想到，这小子肯定跟国防部有什么联系，他们才会把尸体安排给他处置。”

“很有道理。”库伦教士又给我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除了一件事。”

“哪件？”

“这个德雷顿医生，”他说，“不是个小子——不是‘他’，而是‘她’。准确地讲，是萨拉・德雷顿医生。”他举杯致意，然后一口饮下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