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会见死者（第3/3页）

“没有。”

“女朋友呢？”

“好几个呢，巡官。说得明白点儿，他不怎么会哄女人，我相信其中有不少女人想拿刀往他身上刺。”

“你心里有特定的人选吗？”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没有，”约翰·休姆说着便转过身去，突然对着门口颔首招呼，一个矮胖健壮、双耳下垂的男子无精打采地朝我们走了过来。休姆检察官介绍说，他是此地警察局的凯尼恩局长。他长着一双类似鱼类的胶状眼睛，我立刻就对他产生反感。而且我感觉到他盯着父亲背影的眼神充满恨意。

那个焦躁的小个子，布尔医生，手里拿着一支粗大的墨水笔，在公务便签纸上写了些字，然后直起身子，把笔塞进口袋。

“怎么样，医生？”凯尼恩局长问，“有什么结论？”

“谋杀，”布尔医生迅速地说，“毫无疑问。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谋杀，绝不可能是自杀。不说别的，光看致死的伤口，根本不可能是自己动手的。”

“不止一个伤口，这说明了什么？”父亲问。

“是的，福塞特的胸前被刺了两刀，你们看到了，两处伤口都大量出血。不过第一处伤口虽然很严重，还不至于要他的命，凶手为了保险起见，才又多刺了一刀。”

他朝着原先插在死者胸口的裁纸刀轻轻弹了下手指，之前他已经把刀从死者身上拔出来，放在书桌上，薄薄的刀刃上凝结着深红色的血块。一名刑警战战兢兢地拿起刀子，在上面撒了灰色的粉末。

“你能确定，”约翰·休姆插嘴，“不可能是自杀吗？”

“非常确定。两个伤口的角度和方向都指向谋杀的结论。不过还有件事情，你们应该瞧一瞧，有趣得很。”

布尔医生绕过书桌，站在尸体前面，一副要讲解艺术品的姿态，然后完全不带个人情感地举起死者已经僵硬的右臂。皮肤毫无血色，前臂上满是长长的茸毛，透着异样的光彩，差点儿让我忘记这是一具尸体⋯⋯

前臂上有两处伤痕，一处是手腕上清晰而细长的割伤，还有渗血的痕迹；往上约四英寸有另一处伤口，模糊而粗糙，似乎是抓伤，看起来很古怪。

“现在，”验尸官快活地说，“手腕上的伤，无疑是裁纸刀割的，至少，”他急忙补充，“那东西像裁纸刀一样锋利。”

“另一处伤口呢？”父亲皱着眉问道。

“你的疑问和我的一样。我只能肯定，这个粗糙的抓伤，不是谋杀的凶器所造成的。”

我吮了吮嘴唇，轻声说：“医生，你能确定手臂上这两处伤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吗？”

突然间，每个人都转头瞪着我。休姆欲言又止，父亲则一脸思索的表情，验尸官微笑道：“问得好，小姑娘。是的，我可以确定。两处伤痕出现的时间很接近——都是在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应该说，几乎是与谋杀同时发生的。”

刚检查过凶器的刑警一脸厌恶的表情，站起来。“刀上没有指纹，”他宣布，“很棘手。”

“好吧，”布尔医生愉快地说，“我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当然，我知道你们等着看正式的验尸报告，不过我相信不可能有什么进一步的发现，能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哪个人去找公共福利局的人来，把这家伙运走。”

他合上工具袋。两个穿制服的男子走进来，一个很起劲地嚼着口香糖，另一个不断吸鼻子——他的鼻子湿湿红红的。这些细节一直清楚地留在我心中，想完全忘掉这个无情的过程根本不可能。我轻轻把头转过去⋯⋯那两个男子走向书桌，把一个有四个把手、形状像篮子的东西放在地板上。两人抓着死者的腋下，吱吱嘎嘎地把尸体抬离椅子，砰的一声放进木条篮，盖上木条做的篮盖。他们弯下腰——一个继续嚼着口香糖，另一个也还在吸鼻子——把那个篮子搬走了。

我发现自己的呼吸顺畅起来，轻松地舒了口气，不过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走近书桌和那张空荡荡的椅子。正当此时，我有点儿惊讶地注意到，杰里米·克莱高大的影子出现在过道上，和倚在门框上的那个警察站在一起，正盯着我瞧。

“顺便问一声，”验尸官提起公事包走向门口时，父亲的声音响了起来，“这家伙什么时候死的？”他的眼神带着不同意的意味，我猜想这是因为侦查过程中有些地方过于草率。显然他过去在纽约市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凯尼恩局长大相径庭。局长正在书房中懒懒地踱来踱去，布尔医生则开心地吹着口哨。

“噢！对了，我忘了。死亡时间我可以把握得很精确，”布尔医生说，“今天晚上十点二十分。没错，就是十点二十分，不早不晚，十点二十分⋯⋯”他咂咂嘴唇，敲敲脑袋，穿过门口消失了。

父亲看看手表，哼了一声。现在是午夜十二点过五分。“他也未免太过自信了。”他低声咕哝着。

约翰·休姆不耐烦地摇摇头，走向门口。“把那个叫卡迈克尔的家伙找来。”

“谁是卡迈克尔？”

“福塞特参议员的秘书，凯尼恩说他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有用的情报。反正，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有没有发现什么指纹，凯尼恩？”父亲叫道，很不屑地看着那位警察局局长。

凯尼恩吓了一跳，他正在用一根象牙牙签剔牙，眼神茫然。他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皱皱眉，问旁边的一个手下：“发现指纹了吗？”

那个人摇摇头：“没有外人的。参议员的指纹很多，也有卡迈克尔的。不管是谁干的，凶手一定是个侦探小说迷，戴了手套。”

“他戴了手套。”凯尼恩局长说着，又把牙签放回嘴里。

约翰·休姆站在门边叫着：“快点儿把那个人弄来，可以吗？”父亲耸耸肩，点燃了雪茄，我看得出来，他对整个事情非常反感。

我感觉到一个硬硬的边缘轻轻抵着我的臀部，转身一看，原来是杰里米，他微笑着，手上拿了一张椅子。

“歇一下，福尔摩斯，”他说，“如果你坚持留在这儿，不妨让沉重的思绪暂时从美丽的脚上卸下来吧。”

“拜托！”我生气地低嚷着。这可不是打情骂俏的地方。

他笑着，硬把我按进椅子里。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也只好放弃了抵抗的念头，然后，我瞥了父亲一眼。

他的雪茄停在离嘴唇两英寸的地方，双眼正瞪着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