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职[8]（第4/5页）

毕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蒙特乔伊监狱被绞死，不过他们是被狱警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部队来干这活吗？而且根据军规，英国军人中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是要被处决的。但犯人是被绞死的还是被枪决的？这个我并不清楚。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俯身向前，碰了碰他的手臂。他抬起眼睛看着我，目光没有躲躲闪闪，只是耐心地探询。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处决的那个人是谁？”

但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无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很久以前。”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对普赖斯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我们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过去，要用枪炮把他们驱赶出来。但其中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兵营里无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赖斯，不然的话，他会提及这个事件的；我们想起了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尸体和伤员，有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我们还想起了邮政大楼内最终被打败的起义者被押解出来，想起他们挂在楼顶上的那面奇怪的绿橙白三色旗被轻蔑地扯了下来，并再次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伯纳黛特在我身边辗转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起了当年五月份那几个凄凉的早晨，马路上响起行刑队士兵们带铁掌靴子的踩踏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从兵营向监狱进发。她想起了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远处墙壁的一根木桩旁边。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肯定会想起他。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在监狱里，他拒绝与狱警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在刑场上，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面对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她还想起了其他人……奥康纳、克拉克、麦克多诺、帕特里克・皮尔斯[12]——当然，肯定有皮尔斯。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是在夏天。”普赖斯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从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个小国家的历史里，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谓重大事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放弃这些念头，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醒来了，因为刚过黎明不久，阳光就从窗外照进来，而且，院子里家禽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尽可能把胡子刮得干净一些，然后把脏水从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能够湿润一下焦渴的土地。我们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楼梯。

普赖斯夫人已经在厨房的餐桌上为我们二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还有黄油面包，吃起来味道很好。她丈夫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我还没有喝完咖啡，普赖斯夫人就把我召唤到屋前。在堆着牛粪、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着我的那辆凯旋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就是修理厂的老板。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可是哪里都没见到他的身影。

修理工滔滔不绝地解释着，我只听懂了他反复提及的一个词语：Carburateur[13]。他随后又做手势对着管子吹气，以清除管子里的尘土。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去学汽车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乐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岁月里，一千法郎大约是一英镑。然后，他把汽车钥匙递给我并与我道别。

我和普赖斯夫人结了账，又是一千法郎（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要一小笔钱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随后叫来伯纳黛特。我们装上行李，上了车，一下子就发动了引擎。最后挥手道别后，普赖斯夫人就进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车，转过车头，经过农房门口朝道路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