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9页）

“好的，这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我只需要他的随身物品，它们与本案已经没有关系了。最重要的是钱包——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其他则还有信用卡，我怀疑，应该没人胆敢使用他的信用卡了。”

洛帕京看着肾形盘子里放着的零星几件东西。

“这些物品需要你签收。”他说。

“这是当然的。准备转交的表格吧。”

医院提供了一个大信封，把一枚图章戒指、一块鳄鱼皮表带的金表、一块折叠的手帕和一个装有东西的小塑料袋全都装了进去。麦克唐纳签收后，把这些物品都带回了使馆。

这两个人都有所不知，杀手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无意中犯了两个错误。他们接到的指示是要拿走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和护照，并不惜一切代价拿走录音机。

杀手并不知道，英国人在国内是不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只有到国外旅行时才使用护照。老式的蓝色封皮英国护照硬邦邦的，很难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而且，杰斐逊已经把护照留在了酒店的前台。他们还忽视了胸袋里的房间塑料卡片钥匙。光凭护照和房门钥匙，就能在枪杀发生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完全验明死者的身份。

第二个意外错误应该不能怪杀手。其中一颗子弹根本没有击中钱包，它钻进了挂在胸前西装里面的录音机里。子弹损坏了录音机的零件，摧毁了微型磁带，再也无法播放了。

诺维科夫警官已经与爱国力量联盟人事部长约定，于8月10日上午十点钟在联盟总部会面。他有点紧张，担心会不会冷场或遭到冷遇。

人事部长季林先生穿着铁灰色的三件套西服，举止一丝不苟，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牙刷状的小胡子和无框眼镜。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一位早期官僚主义者，实际上，他也确实如此。

“我的时间很紧张，警官，请说明你的来意。”

“是，先生。我正在调查一个死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是罪犯。一位目击者看到他在这儿附近徘徊。所以，我担心他也许想在夜间潜入进来。”

季林淡淡一笑。

“恐怕他没这么容易就能进来。现在世道很乱，警官，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栋楼房加强了安全警卫。”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季林一看到照片就认了出来。

“天哪，泽伊采夫。”

“谁？”

“泽伊采夫，这里的老清洁工。你说他是盗贼？不可能。”

“请给我说说泽伊采夫。”

“没什么可说的。大约是一年前招来的。以前当过兵，看上去人比较可靠。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来打扫办公室。”

“但最近没来吧？”

“没来。过了两天，我不得不另外雇了一个。泽伊采夫是鳏夫，老婆死于战争。但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上班的？”

季林走到柜子前，抽出一份档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会留有档案。

“在这里，在这个工作表里。7月15日晚上，他与平常一样来上班，与平常一样打扫卫生，离开的时间也与平常一样，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没来，此后再也没来过。你们的目击证人看到的肯定正好是他下半夜离开这里的情形。这很正常。他不是在行窃，他是来打扫卫生的。”

“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诺维科夫说。

“还不完全，”季林厉声说，“你说他是盗贼。”

“离开这里两天后，他显然参与了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公寓的非法闯入案。房主认出了他。一星期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真丢脸，”季林说，“这种犯罪让人忍无可忍。你们警方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诺维科夫耸耸肩。

“我们是在努力，但是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们是想做些事情，但得不到上面的支持。”

“事情会改变的，警官，会改变的。”季林的眼睛里露出救世主般的光芒，“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科马罗夫先生将会成为我们的总统。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变化。你读到过他的发言吗？打击犯罪，那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是伟人，我希望你能够投我们一票。”

“那还用说。呃，你有这个清洁工的家庭住址吗？”

季林在一张纸条上抄下地址，递了过去。

泽伊采夫的女儿泪流满面，但也只能认命。她看看照片，点了点头。然后她瞟了一眼放在客厅墙边的行军床。至少这里的空间能够稍微变大一些。

诺维科夫离开了。他会去通知沃尔斯基，但这个家庭显然没钱举行葬礼，最好是让莫斯科的民政部门去处理。如同这套公寓的情况一样，停尸间的问题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

至少沃尔斯基可以结案了。对于刑侦处凶杀科来说，泽伊采夫的谋杀案也像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悬案一样，被高高地堆放了起来。

美国，兰利

1988年9月

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由美国国务院按例行程序转交给了中情局。理论物理学的硅谷大会当初邀请苏联代表团来参加时，基本上没指望对方会接受。

但到了1987年下半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初见成效，可以看出莫斯科的官方态度明显趋向缓和。会议组委会感到惊奇，苏联竟然同意派一个小型团组来。

代表团的名单和详情必须送到移民局那里去，移民局则请国务院核查。苏联对科学家的姓名及其所做的贡献都极为保密，因此西方只知道极少数苏联明星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成就，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名单转到兰利后就交给了苏联东欧处，放在了蒙克面前，他凑巧在家没出差。他在莫斯科的两名间谍，通过死信箱顺利投递着有价值的情报，在东柏林的图尔金上校，也将克格勃在西德的失败行动汇报给了他。

蒙克按照惯常的方法审查了准备参加11月加利福尼亚会议的八位苏联科学家代表名单，结果一无所获。名单上的人都是中情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更不用说去接近或招募他们了。

面对问题，他很顽强，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虽然中情局与其国内对手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部门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有时候甚至对立，自从霍华德事件以后，大部分时候是对立着的，但他还是决定去找调查局。

这次尝试希望渺茫，但他知道，对于要求到美国避难并获准的苏联人名单，相比中情局，调查局掌握得更多更详细。难点不是调查局是否同意提供协助，而是苏联是否同意在美国有亲戚的科学家出国。这一点，苏联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在美国有亲属的家庭，被克格勃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