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服务业（第2/3页）
因为一时的疯狂而选择我是一回事，但让我不解的另一回事是：像荻雅娜这种绝对可以得到任何男人的女人怎能忍受每天起床时都要看见我？她到底为什么会盲目到看不出我生性可鄙而奸诈，遇到逆境就会变懦弱，遇到鲁莽而邪恶的人也会跟着变得鲁莽而邪恶？这真是奥妙难解啊。是当时她不想了解我吗？还是因为我够奸诈，而且手法高明，让我有办法受到爱情眷顾，掌握了她的误區？当然，到目前为止我都能拒绝她想生小孩的请求，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我到底为什么能控制这个住在人类躯壳里的天使？荻雅娜自己说，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受到我的矛盾性格所吸引：在傲慢无比之余同时也显得妄自菲薄。当时我们在伦敦，两人都出席了一个为北欧学生办的晚会，而我对荻雅娜的第一印象就像坐在这里的女人一样：一个来自奥斯陆的北欧金发美女，在那个国际都会里研读艺术史，偶尔做一些模特儿的零工，反战也反贫穷，喜欢宴会与其他一切有趣的事物。过了三个小时，喝掉六品脱的健力士啤酒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首先，她对艺术的确有一股热忱，几乎可以说是个书呆子。其次，她清楚地对我说明西方资本主义戕害了许多不想与资本主义有瓜葛的人，而令她备感挫折的是，她自己也是这体制的一部分。荻雅娜还跟我解释，就算工业化国家一直以来都持续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援助，但与它们所进行的剥削相较，毕竟还是毒害大于帮忙。第三点是，她懂我的幽默感──没有这种幽默感，我这种男人绝对把不到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女人。而第四点，无疑的就是这一点帮了我大忙：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是擅长逻辑思考。说得委婉一点，她的英文说得不太灵光，当时她还微笑着对我说，她从没想过要去学法文或西班牙文。然后我问她是否有一颗跟男人一样的脑袋，并且喜欢数学。她只是耸耸肩，但是我坚称她一定是那样，接着告诉她，微软公司在进行工作面试时，总是会拿某个逻辑问题来考应征者。
“重点在于，除了要看出应征者能否解答，也是测试他们面对挑战的能力。”
她说：“那你问吧。”
“质数──”
“等一下！什么是质数？”
“不能被自己与1以外的任何数字除尽的数字。”
“喔，我知道了。”她还没像其他女人一样，一说到数字的话题就敬而远之，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质数通常是连续的两个奇数。像11与13。29与31。懂吗？”
“懂。”
“有连续三个奇数都是质数的例子吗？”
她说：“当然没有。”然后把啤酒杯举到嘴边。
“喔？为什么没有？”
“你以为我是笨蛋啊？在连续的五个数字里，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可以被3除尽的。继续说。”
“继续说？”
“嗯，你打算要问的逻辑问题是什么？”她喝了一大口啤酒，用一种充满期待的好奇眼神看着我。在微软公司的面试里，应征者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想出例证，但她却用三秒钟就办到了。平均来讲，每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五个人办得到。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了她。至少我在我的餐巾上面很快地写下：录取了。
当我们俩坐在那里，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让她爱上我；但是只要一站起来，我的形象就破功了，所以我一直跟她讲话，讲个不停。讲得让自己好像有一百八十五公分高。我很能讲。但是，就在我讲得正起劲时，她打断了我的话。
“你喜欢足球吗？”
我讶异地问说：“你……你呢？”
“英联明天有比赛，QPR[注：“女王公园巡游者队”（Queens Park Rangers）的缩写，主场就是洛夫特斯路球场。]要出战兵工厂队。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有。”不用说，我的意思是对她有兴趣。我对足球压根儿就没兴趣。
到洛夫特斯路球场看球时，在伦敦的一片秋雾里，她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条纹围巾，把嗓子吼到哑掉，但她支持的QPR终究是一支可怜的弱队，难逃被劲旅兵工厂队重击的命运。我只顾着端详她那洋溢着热情的迷人脸庞，至于那一场足球赛，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兵工厂队穿着很炫的红白相间球衣，而QPR的制服则是白底加上蓝色横纹，把每个球员搞得活像是一根根会移动的棒棒糖。
中场休息时我问她：为什么不支持像兵工厂队那种战绩辉煌的劲旅，而选择QPR这种像是跑龙套一样的好笑球队？
她回答说：“因为他们需要我。”我没盖你，她真的说：他们需要我。这句话含藏着一种令我觉得难测的智慧。然后她又发出她特有的那种咯咯娇笑声，把塑胶杯里的啤酒喝光，接着说：“他们就像一个个无助的小婴儿。你看看。他们真可爱。”
我说：“因为他们的制服就像婴儿服。所以，‘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注：此句引自《圣经》的〈马太福音〉：“Suffer the little children to come unto me.”]是你的座右铭吗？”
她的回答是：“欸……”然后把头转过来，低头看我，带着灿烂的笑容说：“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喔。”
然后我们俩都笑了。肆无忌惮地大声笑着。
我忘了球赛的结果。应该说，我记得的是比赛结束后我们做了什么：我送她回牧羊人树丛区，在那间管教甚严的砖造女生宿舍外面接吻。在那之后，我彻夜未眠，寂寞难耐，满脑子胡思乱想。
十天后，我在闪烁的微光中看着她，光源是她床边桌上那一根被塞进酒瓶里的蜡烛。那是我们的初夜，她闭上双眼，前额的血管浮了起来，当我频频撞击她的臀骨之际，她的脸上出现一种夹杂着狂热与痛苦的表情。当她眼睁睁看着QPR输掉英联杯赛事而被淘汰时，脸上一样也出现过这种狂热的神情。完事后她说她喜欢我的头发。在那之前不知道曾有多少人这样赞美过我，但同样的话从她的嘴巴冒出来，让我觉得好像第一次听到似的。
六个月后，我跟她说，尽管我爸在外交部的机关工作，但他并不是外交官。
当时她只是重复我说的话：“他是个司机。”然后用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我。“所以他可以跟大使借礼车，在婚礼后载我们离开教堂啰？”
我没回答，但是那年春天我们在伦敦汉默史密斯的圣派崔克教堂办了一个全无排场，但却很动人的婚礼。没有排场，是因为我费尽唇舌，说服荻雅娜接受一个没有亲友观礼的婚礼。不邀请爸爸，只有我们俩，一个简单而纯真的婚礼。婚礼之所以动人，全都是因为有荻雅娜在：她的光芒可以与日月争辉。结果，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个下午，QPR也晋级了，我们搭计程车回到她那间位于牧羊人树丛的宿舍房间，沿途飘扬着像棒棒糖包装纸的旗子与标帜，庆祝队伍喜气洋洋。四处都洋溢着欢愉与快乐的气氛。直到我们搬回奥斯陆之后，荻雅娜才第一次跟我提想要生小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