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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出浴缸，穿上浴袍，拿上我的晶体收音机，斜站在窗前。透过网眼窗帘，我凝视着一辆停在哈基姆先生旅馆前门附近的绿色货车，那车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印度南部暴雨不断，山体滑坡，许多人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现在报道板球新闻。

五点了。我离开旅馆，走了一英里，但与安全一日课程教官们的建议相反，我使用了同一个电话亭。我投了一个一英镑的硬币，又拿了一个备用。我打了格蕾丝的手机，但没人接听，电话里只传来她的留言提示。如果我是拉齐，我应当等到晚上十点格蕾丝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再打电话给她。电话里会传来格蕾丝的大笑声。但我是萨尔沃，她应当会乐意接听我的电话，让我给汉娜留一条爱语留言。我要试试让她邀我：

“汉娜，亲爱的，我爱你。”但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加上下面这么一句，放在以前我可能就会说了的：我知道你做的事，你做得很对。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辅路上，慢慢走回哈基姆先生的旅馆。炸弹事件发生之后街上突然增多的自行车不停“嘀！嘀！”地从我身边经过，就好像鬼骑兵一样。那辆什么标志也没有的绿色货车还停在没有停车标志的旅馆门前。我又打开收音机，收听六点新闻。世界依旧跟两点时一样。

我决定吃点东西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我在那个小冰箱里找到半个两天前买的比萨饼，蒜肠，黑面包，小黄瓜，以及一块玛麦特三明治。汉娜刚从乌干达来到伦敦时，她跟一个德国护士合住一间宿舍，因此以为所有英国人都吃德国蒜肠与泡菜，也都喝薄荷茶。现在她就在哈基姆先生的冰箱里放了一个银色的袋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跟所有护士一样，汉娜把什么东西都放到冰箱里，而不去管这些东西易腐与否。如果你吃不完，就冷冻起来，这就是她的处世原则。我先煎了一下黄油，然后往黑面包以及玛麦特三明治上抹了一些。我吃得很慢，细嚼慢咽。

七点新闻跟六点的一样。这世界真的可能一连五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我也不考虑安全问题了，上网浏览起当天发生的琐事来。巴格达发生自杀爆炸事件，四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或恰恰相反？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已经列出五十条意见反对联合国改革方案。法国总统住院——或者出院了——其病情的报道受《法国政府保密法》约束——但听起来就好像他只是视力下降罢了。据来自刚果首都金沙萨未经证实的消息，该国东部敌对的民兵组织之间发生冲突。

汉娜的彩虹外壳手机响了。我飞快地穿过房间，抓起手机，又回到电脑前。

“萨尔沃？”

“汉娜。太好了。嗨。”

来自金沙萨刚果中央政府的消息称，刚果谴责“卢旺达帝国主义分子”。卢旺达否认与此有所牵连。

“你还好吗，萨尔沃？我真的很爱你。”她讲的是法语，那是我们都很喜欢的语言。

“好。很好。我只是想让你赶快回来。你呢？”

“我是这么地爱你，这是不是太笨了，萨尔沃·格蕾丝说她从未看见过像我这样正常的人却害起了相思病。”

据报道，卢旺达边境地区非常平静，交通毫无异常。

我现在正三线作战，这种作法麦克西肯定是不会批准的。我边听，边讲，边思考是否要在还不知道是我们的战争还是别人的战争时就告诉她我在网上看见了什么消息。

“你知道吗，萨尔沃？”

“知道什么，亲爱的？”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减了三磅。”

我得消化一下这个事实，想出她为什么这么说。“那你就怪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我喊起来，“都是我害的！”

“萨尔沃？”

“怎么了，亲爱的？”

“我做了件坏事，萨尔沃。我得告诉你了。”

有谣言称英国指挥的雇佣兵正在刚果活动，但英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官员称那“毫无根据，荒唐可笑”。

肯定是他们！一定是！政变还有九天才会发动！或者我走出布瑞克里的房子他就打响了发令枪？“听我说，你没做什么坏事。一切都好好的，真的！无论你做了什么，都没关系！我都知道了。你回来时告诉我一声。”

手机里传来小孩尖叫的背景声。

“我得回去了，萨尔沃。”

“我明白！去吧！我爱你！”

我们之间的爱语讲完了。电话打完了。

四名瑞士导航技术专家在激烈交锋中被俘，他们已经向联合国驻布卡武维和部队指挥官寻求保护。

我坐在柳条椅上，把晶体管收音机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我一边观察哈基姆夫人的墙纸，一边听驻中非记者格雷文的最新报道：

金沙萨刚果中央政府称，一次由卢旺达人支持的政变已经被消灭在萌芽阶段。此次安全行动情报支持充分，执行得力。

金沙萨怀疑法国跟比利时也是同谋，但并未排除有其他未指明的西方大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一个来访的足球俱乐部在布卡武机场被发现藏有小型武器以及重型机关枪，其二十二名球员已被拘留讯问。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而球员国籍也尚未确定。

有记者向瑞士驻金沙萨大使馆追问那四名瑞士导航技术专家的事，但大使馆拒绝在此阶段作任何评论。对这四人的旅行证件的调查已经转到伯尔尼。

谢谢你，格雷文。新闻简报结束了。我心中残存的疑虑也消逝了。

哈基姆夫人的客厅很豪华，里面放着几张深凹的安乐椅。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一处湖边天堂，几个仙女在岸边跳舞。客厅里还放着一台大电视，几乎有卡迪拉克车一样大。一个小时之后那些烟瘾很重的亚洲海员就会来此看宝莱坞影碟了，那时这里就会变得乌烟瘴气。但现在这里还是一个静寂甜蜜的客厅，而我正在看十点新闻。画面里有几个戴着脚镣的男子，尽管他们连体型都变了，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本尼变矮了。安东变胖了。斯拜德“长”高了九英寸，因为还戴着上次分发盘子时即兴制作的厨师帽。但这次表演的明星既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那个戴着绿色钢盔的巴基斯坦指挥官，也不是手执轻便手杖的刚果政府军上校，而是我们的队长麦克西。他下身穿浅黄褐色休闲裤，没扎皮带；上身穿衬衫，已经被汗湿透了，还少了一只袖子。

上次他塞给我一个白色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七千美元报酬，那还是他勇敢地从那家无名财团手上多撬了两千美元出来的。那时他还穿着一身到哪都能穿的黄褐色夏服，而现在这身夏服就只剩下这条休闲裤了。他已经脱掉了伯吉戴的那种大框眼镜，脸上也因此缺少了他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魅力。但另一方面，他脸上有一种勇敢坚毅的神色，似乎在说，无论对方会折磨他多少天，他都不会认输。他那双刀枪不入的手给戴上了手铐放在身前，像狗爪似的交叉在一起。他一只脚穿鞋，另一只则赤着脚，就好像专门要跟他的那只光膀子匹配似的。但让他走得很慢的可不是这只赤脚，而是另一副脚镣。那是专为他这样身高的人准备的较短的脚镣，看起来非常紧。他正盯着我，而从其口型来判断，他正叫我“去死”。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一定是对正在给他拍摄的那个人说的，而不是针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