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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麻烦啊。泰国方面也介入的话，这里就太热闹了。”

“可如果我们不与泰国方面合作，根本无力和对手周旋，罔论营救出中村了。万一石板经文落入其手，我们还可以让国际机构介入，争取柬埔寨政府方面的支持，铲除那个文物走私集团。”

“文物走私集团和那个日本研究赞助机构有何关联？”

“它们构成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下走私网络。表面上，日本机构只是赞助考察活动，并不经手文物的发掘和转运，其实可能是幕后真正的买家。泰国国家情报局已与国际刑警及日本、美国有关方面联手合作，目前已掌握了充分有力的证据。”

宋汉城犹疑再三，还是试图探问那个关键问题——石板经文的具体下落。需要赶在J博士的考察队得手之前，提前采取保护措施，或者转移它。

但宋巴迪长老似乎无意提到此事。

何不问问长老关于高木繁护的事情呢？宋巴迪长老是“日暹协会”特别考察队的亲历者，也许从这里谈起比较好。

“长老，您当时参与了高木繁护先生主持的‘佛教风土特别考察’？”

“是的，那差不多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三九年，我二十一岁，刚从英国返回。”

长老的回忆将聆听者从拉瓦纳这个荒野寺庙拉回到了六十多年前。

回国前一年，经由高木的引荐，宋巴迪参与了卡罗琳·阿古斯塔夫人主持的圣典会巴利文三藏佛典的英译校对工作。期间还担任了史梯德的助手，协助病中的史梯德整理资料、誊写手稿和草拟信函。得此机缘，他与高木繁护开始互有书信往来。一个学者竭诚接引一个好学的后生学子，这是常有的事。

那年夏末，乌那隆寺的住持长老刚刚圆寂，宋巴迪长老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返回国内。返回金边前，他顺道去曼谷拜访了高木繁护。正是在高木繁护的办公室里，这个年轻学僧第一次听说了隐修部派的考察发现。

“那真是奇妙的时刻，仿佛一道光芒照彻了内心。探索佛陀教法的原貌，是每一个虔诚佛教徒的夙愿。在南传上座部圣典外，我们将见到更为古老朴素的原始教义重新出世。”

高木繁护邀请宋巴迪一同去探访丛林寺庙。此时，高木即将完成“佛教风土特别考察”的调查报告。这次，他打算去柬泰边境的一个山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希望宋巴迪可以与他结伴同去。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宋汉城今夜所到的拉瓦纳村。

回金边后，征得了新任住持长老的同意，宋巴迪在来年九月初与高木繁护会合了。他们进入丛林，来到了拉瓦纳村，挂单在这个密持隐修教义的寺庙，专心向寺内长老求教。他们在这里静修了两个月。

这里的僧人全部来自拉瓦纳村，村民属于一个单一部族，每个成年男子都会短期出家，平时，他们就是猎人和农夫。寺庙同时也是学校，除了教授柬埔寨语的读写，也教巴利文和梵文。这个山居部族皮肤较白，与柬埔寨的高棉族、掸族显然并非出自同一族系。

高木繁护曾想考察这个部族的来源，此后还设想邀请人种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学者加入考察队。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些受邀学者未及进入柬埔寨，考察项目就被取消了。

寺庙长老是个异常沉稳的智者，他经常与高木繁护及宋巴迪讨论佛教教义，偶尔会指出正统上座部佛典及其论说的自相矛盾之处，但立论却非常清晰明了：对这个部族和拉瓦纳寺的僧人来说，惟一可信的教义即是佛所说经，以及佛陀与众大弟子的论法对话。他从未引用除此之外的任何经典。此派独传经部，律的部分极其简要，没有论藏部分。对正统上座部教典和北传佛教，老住持没有表露轻贬之意，他从不作出判断，而是以巧妙设问的方式让两位客人自己推想此段经文是否合乎佛法本意。若与佛陀本意有违背相异之处，他往往无语，含笑不答。这独特的论辩风格深深感染了他的两位客人。

“宋先生，您可以想像，那种对话的风格，以及精到的论述，令我和高木先生非常好奇也非常神往。静修的那两个月是我人生中最为快慰的一段时光，仿佛重新出生了一次。更让人惊奇的还在后面。有一天，我们怯怯地问长老是否可以一睹寺院藏经的真容，他回答说，寺内并无书写的贝叶经或现代印刷的佛经，他们全靠世代的口耳相传。如果僧侣们的辩论碰到了分歧，他们就向修持最为精深的三位长老请教。若三位长老也不能作出妥善解答，长老们会进入他们称之为‘圣堂’的一个洞窟，那里正是石板经文储藏之地。只有真正的得道解脱者才能得以进入。僧人们严格遵循这个仪轨，如此世代相守不悖。因此，能看到石板经文的永远只有三个人。”

高木和宋巴迪退而求其次，余下的日子里，他们就在长老讲说经文时开始做书面记录。记录的经文每天都有增加，这个工作令他们两人都陶醉其中。

两个月后，他们返回了曼谷，稍事休整过后，又返回了丛林，一直待到了第二年十月。此时，他们已将住持长老讲说的部分经文辑录成稿。

长老已接纳他们为族人，村里甚至还为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仪式，所有人，僧侣、男子、妇女和儿童，每个人都排着队来为他们祝福。当他们随众人向长老和村中长者行吻足礼后，他们成了拉瓦纳村的村民和寺庙的一员。

长老正准备挑选继承人，他暗示宋巴迪继承其衣钵，在他故去后来维系这个部族和它的信仰。宋巴迪当然愿意，不过，他希望在此之前能返回金边，先行请示过乌那隆寺的住持长老。

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时的柬埔寨已在日本的占领下。乌那隆寺的长老宽容地同意了宋巴迪的请求，出于好奇，他留下了高木他们所辑录的讲经抄本，这份文稿碰巧被“日暹协会”过访的客人看到了。

高木繁护和宋巴迪返回曼谷后继续着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计划在来年雨安居期间再回拉瓦纳寺。高木刚到曼谷，立即就被召到了协会办公室。

他进去的时候，大使坪上贞二也在那儿。高木繁护的考察发现曝光了，他不得不同意组建一支考察队。

“如此说来，石板经文在此以前已被发现了？”宋汉城追问道。此时，僧舍里的油灯跳动着，似乎也在期待着故事的下半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南征军获得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学术界也引发了某种热潮，大批学者进入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开始了对所占领地区文物的掠夺性的搜集，所谓的‘金百合计划’静悄悄地展开了。很少有学者会抗拒这种诱惑，因为，所有一切都被冠以非常美好正当的目的：文化共荣。为挤压西方在亚洲的殖民势力，提供侵略扩张的合法性，建立以日本为领导的文化共同体成了帝国东亚政策的核心。而对半个亚洲来说，佛教是惟一一个共同的历史遗产。在此背景下，石板经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帝国可以借推动佛教复兴之机，巩固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高木的研究项目因此得到了高层的重视。为安抚高木繁护，一九四一年由‘日暹协会’提名，他获颁了泰国政府的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