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黄咏梅　羊城晚报记者（第2/2页）

问：我听到过马悦然列举他所喜欢的中国作家，其中就有你，而你的作品也是被翻译到西方国家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个人认为这与你作品注重哲学色彩有关，因为西方人一贯比较习惯哲思。你的看法呢？据说能被马悦然看上的华文作家，有望角逐诺贝尔，你有这样的愿望吗？

答：你是对的，我们这里的确远离哲学。不过我是通过艺术创造本身来做到这一点的。任何纯文学，都与哲学具有同样境界吧，应该是这样。国内太注重诺贝尔了，那不过是一个文学奖，据我所知，别国的文学界并不像我们这样关心。我最看重的是我一九八六年得的一个“北大青年艺术节创作一等奖”。那个年代，得这种奖，真不简单。后来我还得过一个民间“时就文学奖”，印象深刻。官方的没有得过。

问：你一直被认为是先锋作家，不仅是思想上的先锋，还是形式上的先锋，最近你的新作《五香街》因为大胆揭露了中国各层次的“性心理”而被炒得沸沸扬扬，可以谈谈它的真实意旨吗？它是否代表了你接下来的创作方向？

答：《五香街》并不是刚写的新作，只不过是第一次全文出版。作品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不就是存在于各种层次读者的理解之中吗？最深的层次当然最接近写作者的自我。我很高兴沸沸扬扬，有议论，有争论，就会向深入发展。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方向，但方法确实有不同。这一篇的不同要大一点，大概因为我那时还年轻，写得特别快吧。它不像后来的作品那样老谋深算，极度复杂，而是比较单纯，有冲力。青春不再，但我现阶段的作品还处于上升期，我属于少数耐力极好的类型。

问：最后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从长沙移居北京，是出于创作需要吗？不少人认为搞文化必须到北京。

答：我移居北京是因为在长沙活不下去了。我已经有十几年饱受潮湿过敏疾病的折磨。过去因为钱太少，只好在那边挨一天算一天。现在借了点钱，才勉强凑起买了这个房。对于我来说，哪里都可以搞文学。搬家之后，身体好多了，写得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