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胡辛 作家

1998.9.19 北京河北饭店

胡辛老师朴素、大方、豪爽。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和她在北京的首届女性文学会议上相遇,我们共住一间房,成了朋友。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她突然采访起我来。我因为同胡辛老师一起混熟了,就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和她讲了些情况。难得她如此有心,将其整理成这篇访谈。去年,我曾听说胡辛老师在打一桩官司,我很为她感到不平。但有什么办法呢,她又不做官,只好吃亏了。年初时她给我来过一封明信片,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都顺利。

冬末初春,人们赞叹的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新生,那背阴处的残雪,便常为人冷落,又正因人迹罕至,所以还留着晶莹的洁白,在枯黄嫩绿的包围中,白便白得单薄、刺眼,不张扬,还有几分怯怯的柔弱,全然孤独无助又分明傲然独立的气象。这也是不能忽略的真实,或许它的存在更历经历史的真实。

她的作品惊世骇俗。无论是思想的犀利,抑或美学的规范,她都大刀阔斧得让人瞠目结舌!她的作品读者读着,会对人性中的恶恶心,对存在的不敢正视的恶心,她该有双怎样的以毒攻毒的眼睛呢?

第一次见着她,我也是瞠目结舌!她是那样的柔弱无助!那样的善良稚拙!浅蓝格子的衬衫,深蓝格子的长裤,单薄苗条的身挑,就像狂风中刚栽下的一株幼树,让人猛省,这就是“弱不禁风”,且平添怜惜。像婴儿般柔顺的“童发”裹着一张轮廓五官都纤细的女孩的脸,不是涉世未深,而是从未涉世。一双眼睛,神不见炯炯,力不觉穿透,可正视,可交流,她倒有几分怯怯。像张爱玲一样,她也是极怕见人的,极怕热闹的,她拥有她自己的世界。然而,她绝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让你吃一惊的是,她的谈锋极健,可她的声音语调又是很形象的淙淙泉水,湘地尾音的湘地泉水,压根没什么咄咄逼人。

都说文人相轻,我却有种“亲”感。我距她很近。当然,也许是一厢情愿。

这一次交谈也不过就是这一次交谈,只不过是我此时的视野中的这刻的她而已。

问:请你谈谈你的创作经历。

答:一九八三年在长沙《新创作》上发表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篇《山上的小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是编辑向前拿去的。而今已在海外出版作品二十部,今年还有两部作品即出。美国四部,日本六部,法国一部,意大利一部,德国一部,加拿大一部,香港三部,台湾一部。国内出版的作品有:《残雪文集》四卷本一百三十万字,《辉煌的日子》《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思想汇报》等。

问:你的作品在海外影响不小,你在国内像是远离社会活动,给人“闭门造车”之感,可你的足迹遍及许多国家,能具体谈谈你在海外的活动吗?

答:我出访过美国、日本、丹麦、加拿大等国家。美国爱德华基金会邀请我参加国际笔会近四个月。那一批有三十多个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基金会本来就是国际写作中心。《纽约时报》曾经三次介绍我。《读卖新闻》曾六次介绍我,《朝日新闻》也曾介绍过我五六次。

问:我曾经在我的一篇论文《女小说家的审丑意识》中,以你和一些女小说家的作品为例,不无惊叹地发现你们实践了大画家的感触:“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是停留在墙的这一边。只是少数人越过墙到另一边去。”是否可以说,你是早早地大胆而成功地越到墙的另一边去了呢?

答:(笑)也可以这样说吧。我追求一种特殊的美——“记忆”研究。记忆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但人们意识到的大多是表层次,深层次的是人难意识到的,这并非梦,不是的,而是由原始力导诱出来的。西方在进行抽象化研究。人类进步了,但也自我增添了很多压力,而原始初民生活的空间是很少压抑的。譬如“脏”,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我以为,“脏”就是生命力,所谓的美,正是从脏的土上长出来的花。最“脏”的最黑暗的地方是最有生命力的,离开了,美就只能是苍白的!

问:(大笑)你把“脏”的力和美发挥到极致了。我记得张爱玲在《谈跳舞》中也有类似的议论,是说印度的一种癫狂的舞吧,说是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她也议论说,地球上最早开始有动物,是在肮脏的泥沼里的。但是,她认为只是貌似龌龊,实则是混沌。混沌是元气旺盛的东西,龌龊却是腐败、死亡,至少是局部死亡。你指的脏,是否也是指混沌呢?

答:是,也不全是。我不愿见人,除了与人打不来交道外,还因为我太珍惜时间,死死抓住生命不放。

问:你说的不全是,是否指元气汤汤的混沌之外,“脏”还有一种古旧、破败、零落、衰亡的“永远不再”之美?

答:像是吧。曾获过芥介奖的日本作家、理论家日野启三读了我的《黄泥街》后,说,美得不得了!把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译家专程到长沙,要看“黄泥街”,意大利、法国的翻译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母亲李茵,“反右”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那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