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施叔青　香港作家

1987.12.16　长沙赐闲湖

香港作家施叔青女士作为友好交流使者来到大陆作家中间，和许多作家进行了对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她和作家韩少功来到我在长沙赐闲湖的住宅，我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谈。施叔青女士个子小，活泼，才思敏捷。

当时是冬天，气温为零度左右，我们那套阴暗的旧住宅同大家一样，都没有取暖设备，仅有一个800W的暖风机放在施叔青女士的脚边，而她，穿的裙子和丝袜。她一定冻坏了。幸亏谈话很热烈。她是一位逗人喜欢的、热情的女士。后来我一直担心她有没有生病。

去年秋天，和北京作家们初试独一居的山东蓬莱厨艺，吃了一种叫不出名的鱼，吐出来的骨头是绿色的，史铁生和我合称它为“残雪鱼”。

年底长沙之行，终于见到了残雪。这位创业初期，有本事将一百多个顾客的尺寸牢记在心的裁缝个体户，立在火宫殿的树影下，却是牛仔裤、白色太空装的一身成衣。

原以为晚上的聚会与缝纫机无缘，用不着残雪穿上自己裁剪的衣裳当活招牌，后来才听说她丈夫早已一手接管裁缝铺，让残雪沉潜她的另一特长，专心写起小说来。

她笑得很神经质，镜片后的眼睛不断眨着，然后我碰触到她的手——冰冷冷的、不属于血肉之躯似的手。

也许是天冷，那时我们立在长沙的夜里。

“一直就是这样。”她说。

隔天到残雪家的途中，口里衔着小摊上买的槟榔，听韩少功形容她的两个裁缝徒弟：

“牙齿黄黄的，长手长脚，一看残雪的碗空了，抢着过来盛饭。”

又说：

“她老说有个父亲和她住一起，每次去她家，老没见到。”

知道残雪有个上小学的儿子，我在路上惊叫起来。

“而且她还是个正常的妈妈。”

残雪家门口一排抽拔高挺、但树龄并不很大的桐树，跨入高高的围墙，便有走入深宅大院的感觉。

走廊右边小屋，从剪刀、量尺、木台后走出残雪的丈夫，横条高领毛衣，使他上身显得很短，有棱有角的方形脸，沉默笃定，相比之下，瘦高的残雪便影子似的飘摇不定了。

这是个屋顶很高、很高的家，除了公共建筑，在大陆我去过极有限的私人住宅，从没见过天花板离地这么高的客厅。

“这是前湖南副省长的官邸。”

难怪沙发上的我自觉渺小。

来之前，从未想过残雪居住的环境，她小说里的那个世界已足够令人精疲力竭，再也匀不出气力去关心残雪的身外之物了。

这栋宽敞气派的旧官邸，就是残雪的家？她圆跟皮鞋在地板上踩出很实在的跺响。她为我削梨、递茶，一副家居主妇的架势。

一转身，她坐在撤下碗盘的饭桌旁，拿起本子，趴上去写起小说，走进她的另一个世界。

作品完全排除理性

残：坐在客厅写，人家走来走去，电视机的声音、儿子来吵都无所谓，被打断了，回来坐下来继续写。

韩：一般的感觉关闭了。

残：把我弄到马路边，也一样能写。

施：写的时候，主观状态……

残：没有感觉，那种紧张、集中不是属于关上门的。

施：听说你对健身很热衷？

残：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跑五千米，一年四季不断，下雨就撑着雨伞跑。晚上举一个小时的哑铃。

韩：还练气功。

施：不止是单纯的健身吧？

残：绝不是，虽然我很怕死，想活到一百岁。不跑步根本不可能写东西，有一年没写，就是身体不行，吃不消。

早上跑步回来，精神最好的时候，坐下来，规定自己写一个小时，写五百到一千字，再搞下去也不行了，受不了。

施：怎么会受不了？你不是觉得很痛快吗？

残：那是看起来很痛快。

韩：她写这种小说，在心理上是有伤害的，心理转为生理的伤害，非得在生理上不断补充不可。

施：每天写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比如说你去买菜、吃饭时脑子里想不想？

残：从来不去想。坐在桌子前，写出上一句，还不知下一句在哪儿。完全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了，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

施：当然也不知道想表现什么……

残：假如我能很清楚地说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写这些东西。

施：感觉呢？很朦胧的感觉总可讲讲吧！

残：有一股情绪，但是不能很清楚说出来，那股情绪要用很强的理智把自己控制住，控制在非理性的状态中去创作，如不控制很可能出现理性的东西，我的作品要完全排除理性。

韩：创作中如何能知道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

残：我说不清，人家可能分辨不出来，字眼跳出来，非改掉不可，有时人家打断，或是自己急于求成，就会出现理性的痕迹。

施：为什么在作品里要求达到绝对的非理性？

残：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世界。

韩：反逻辑、反理性走到极端的例子。

施：从理性控制来达到一种非理性，心理上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残：有酝酿，但不能说出来。

施：程德培的《折磨着残雪的梦》将你的小说称之为梦，写作时，是否有如在梦境中的感觉？

残：（肯定地）不是做梦，就是高度集中来创造，有时还故意跟常理、现实相对，来弄一个新东西，就好像到达一个无人的旷野，自己赤手空拳，乱搞一通，得到那种快感。

韩：感觉到一种充分的自由，无拘无束，有人开玩笑，称它是巫术。

她有两个灵魂

残雪最早的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邪恶、不洁的母亲，在叙述者“我”的幻觉中变成一盆发黑的肥皂水。另一个短篇《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阿梅（我）的母亲和丈夫关在厨房里剥蒜子，“两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婚后第二天丈夫在屋角搭一个阁楼“跟你一起睡我总害怕”，后来丈夫不回家，母亲“仿佛就因为这件事对我更加怨恨”。

几乎残雪所有的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总是扭曲、丑化的，与叙述者的“我”永远水火不容。

问起她在现实世界里与母亲的关系，残雪很平淡地回答。

“也就是一般，一家九口人才几十块钱，她没时间管我们。”

一九五七年，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列为“极右”下放，她的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

她从小跟外祖母，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自然灾害时，残雪和她的兄弟靠着外婆上山采的野菜和菌类保住性命，外婆因绝食和劳累死于水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