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第2/2页）

我肯定不跳，大不了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从富士康出来后，在咱们家里歇俩月，在郑州歇俩月。后来看卖纯净水生意不错，就去给人家送水，也不行。又去房地产公司卖房子，干销售，干三四个月，一套也没卖出去。最后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就去找我二哥了。想着在他那儿挣个生活费再说。我在他们公司干施工员，就是监督施工，也有具体技术，像放线啥的。一个月五六百块钱。楼盖起来，一年时间，我也差不多都会了。才开始怕人家说闲话，说我二哥开后门，就藏着掖着，不让人家知道咱这关系。后来他们经理也知道了，说我干得不错，把工资涨了，快两千元了。

工资也不高，但比以前强多了，将来可以考个二级建造师，还算有个希望。

与我的强烈好奇相反，梁平不愿过多地谈他在富士康的生活，他觉得那段生活枯燥无味，无话可说，他也特别鄙视那些跳楼自杀的人。梁平对我所在意的“网”的象征性并不在意，他不愿意过多去分析自己的心理感受，他感觉更清晰的是他在操作过程中的枯燥和无聊。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他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肢体呆板的机器人。大家被他惟妙惟肖的表演逗得大笑。

工人工作时间之长，工资水平之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这些工厂还是相对规范的一些企业。以我所走到的地方，青岛、深圳、广州、东莞、厦门，大部分工人状况都差不多。在和厦门几家外资企业的中层干部交流之后，我了解到，所有的工厂都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250元（去年刚涨，以前1150元，之前960元、800元等都有过）——给工人基本工资。更多的钱，必须依靠加班换来。这意味着，工人的月工资，在满勤、干够八小时、过一个星期天的情况下，只能拿到1250元。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工人一月可以挣到两千多、三千多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是指一个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至少要坐十到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

一个年轻的工人，他每天必须在厂里待十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离开车间，回到宿舍。工作是沉默的、枯燥的、机械的、没有任何生机的。一些欧美外资企业，相对人性化一点，在操作过程中，可以说说话，休息一下，或听听音乐、喝喝水。中国台湾企业和日本企业，走的是日本模式，军事化管理，讲究阶层，等级森严，丁卯分明，工作要有工作的样子，不允许说话、聊天，更不允许随意走动，即使上厕所也得一溜小跑。长时间加班，再加上这些严格的制度，都会给工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梁平用他特有的简单方式来理解这一事件，倒也意外地明朗。他不愿意按照我的暗示来思考，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单纯自信，满腹牢骚，但相信前途，抽象的、模糊的前途。我在很多地方遇到过梁平这样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对所遭遇到的事情朦朦胧胧，并不愿意去深究，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更是很少去考察，他们关注的只是自身，这样的懵懂和单纯反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我最后问他：“将来会回梁庄吗？”

“回是肯定不回了，我想在县城买个房。那时候我爸在家里盖房子，我不让他盖，说在城里买个房算了。我爸不行，说是在城里买干啥？还要交啥管理费、物业费，说太贵。现在后悔死了。咱们县里房子现在也买不起了，一平方米都快到五千块了。”

“会在郑州吗？”

“肯定不行。你看我二哥，他们俩人都是上班的，都恁艰难，咱肯定不行。”这样说时，梁平并没有多少忧郁，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对郑州没有多少渴望，他对自己的定位也较低。这一点，他和梁东那深沉的忧虑形成明显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