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李敬泽：修行在人间

“装台人”，世上三百六十行，在此之前，我竟不知还有这一行。他们在舞台上搭建起布景和灯光，然后，灯光亮起，大幕拉开，荒凉的舞台就变了眩惑的幻境，于众生前演悲欢离合、乐歌舞升平。

而这时，台上台下的人们都看不见、想不到装台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是被照亮、被注视、被向往和代入的人生，而装台人，他们在如此人生的边上，不，连边上也不是，是背面。

艺术与娱乐，已经成为庞大的工业，无休止地生产着幻境与想象，这个时代的每个夜晚，天空上永远绽放浮华的烟花，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灿烂的烟花其实是深扎在泥土中的植物，它的根须在社会的复杂结构中延伸、缠绕，交换、吮吸。

装台人是根须的末端，他们交出体力、血汗、睡眠，分得的是最微薄的一份养分，而即使这一份，也如风中蛛丝，或许有，或许竟没有。

这些卑微的人。

陈彦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就叫《装台》。这些卑微如蝼蚁的人在此被照亮。

很少有一本书会像《装台》这样，我拿起来，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闹的生活里，在那些浑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边，和他们一起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离开。

那个刁顺子，蹬着三轮车，带着一班兄弟装了无数台，在这部小说里，他竟身在舞台中心，成了主角。但他真是辜负了他的名字，他真是不顺啊，他就是一个超级倒霉蛋，从一个失败走向下一个失败，把人生走出了步步惊心一路坎坷。

就是这个人，我有时觉得我就是他，他所经历的我感同身受，我的问题根本不是同情他怜悯他，我的问题是，和他一起熬过去、挺过去，经受着这一天的劳累和为难和卑贱和喘息和快乐和爱和无奈，然后和他一样，栽倒便睡。

也就是说，《装台》做到了一件事，至少对我来说是当下的小说很少能做到的事，它把在我的社会图景上无限遥远、几近于无的一个人，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不是外在于我，不是我观看、怜悯、同情、思考的对象，他是我们心中被召唤出来的一个人，就那样破旧而执拗地站在那里，让我们不知所措，无从判断。

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知道，《装台》很容易被装到“底层叙事”、“底层文学”的抽屉里去。我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有效的阐释路径，如果谈文学中的“底层”，请一定读一读《装台》。

但是，这是做文章的路径，却未必是好的阅读方法。“底层”尽管广大，但这个概念却装不下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宁愿像推敲自我一样推敲顺子——

是的我承认，我一直以为这部小说将以悲剧结束，至少按照底层叙事的通行逻辑，人不可能一直倒霉下去，某种险恶的世界意志总会出面了结一切，留下一具尸体作为写作者关于世界本质的论述的注脚。

也就是说，底层叙事通常是有一个先在的“超级文本”，人的命运早已写定，那个作者过去我们叫天意，现在可能叫历史或社会。这个超级文本从一开始就对人做出分类，然后分配人的命运。

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刁顺子，这个人竟然不听招呼不听安排，他竟然在一次次理当被世界碾成纸片的时候一次次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站了起来，直到最后，这个先后娶了三个老婆心碎三次的家伙，竟然又把第四个老婆领进了家门，他这不仅是挺住，他简直是要跟这世界没完没了了。

也许这竟是喜剧，是的，黑的、残酷的、在泥泞中展开的滑稽喜剧。它的精髓就在于，人在一个机变百出的世界上的笨拙，他疯狂地手忙脚乱地应付八方风雨，永远是五个杯子四个盖子，但他执拗地认为杯子就应该有个盖子。

这样一个人，我从前还真没有在哪部中国小说里看到，刁顺子这个人身上几乎没有光芒，他一点也不高大上，他是低的、小的，他的姿势永远向下，他是笨的、弱的、羞涩的、窝囊的，对这样的人，你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还能说什么？

但是，就是这个人，在他黑色的、滑稽的倒霉史中，我们逐渐看出了一种碾不碎的痴愚，他总是觉得自己该对世界、对他人好一点，就如浪中行船而手中捧着件性命攸关的瓷器，他因此陷入持久的狼狈不堪。他所有的卑微，根本上都是出于不舍，但这份不舍却不是对着别人的，而是对着自己的，不舍那心中的一点好，也因此成了这一点善好的囚徒。

陈彦在小说中反复提起蚂蚁的大军，那些执著的、坚韧的、茫然的蚂蚁。我猜测，他是以此隐喻装台人这样的“蚁民”，我也完全可以预计，会有评者据此论断：这部小说表现了、歌颂了底层人民坚韧的生命意志，云云云云。

而我恰恰不喜欢这些蚂蚁，我也不认为以上帝视角去看蚂蚁或者看人是很有思想。陈彦很可能不自觉地受了当代文学中关于庶民生活的“活着”逻辑的影响，觉得不提一下活着之坚韧境界就上不去。但是小说家陈彦远走在了思想者陈彦前头，这个刁顺子，他岂止是坚韧地活着，他要善好地活着，因此而弱、因此而卑微狼狈，但这一颗嚼不烂、砸不碎的铜豌豆兀自在人间。

这就又不是喜剧了，这是俗世中的艰难修行，在它的深处，埋伏着一个圣徒，世界戏剧背面的英雄。

好吧，我要说的是，这个人，他也在我们心中，我们常常会对他的存在感到不好意思，我们每天都在教导自己更强大、更坚硬、更肆无忌惮，我们愿意想象恶，在极尽猥琐中想象恶无往而不利的成功，但是，对于心中的这一点好，我们通常把它视为羞处，归于无言。

陈彦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下写作的，他要打开不可能性，他必须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刁顺子原来是可能的。

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陈彦的本行是戏剧，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具备一种能力，就像舞台上的“角儿”，站到那里，一张口，便是一江春水，百鸟朝凤……

是的，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装台》的语调完全是讲述的、口语的，带着明确的地方口音——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是锋利入微，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是老戏骨评说人生的戏，是雅俗不拘、跌宕自喜，你能感到这样的语调本身就是兴奋的，它沉浸于人间烟火，它自己对自己都入了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