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花园的世界主义上海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店堂里有了这两种人，就象没加盐的菜里放了盐，已经放盐的菜里加了味精，立刻变得有滋有味，要全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那就太乏味了。他们大多已经了解了王家花园的希奇之处，所以一旦坐定，将外套和手提袋放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开始去参观房子，家具和墙上的图片。他们仰着头，在那些镜框面前唏嘘，就象美国爱尔兰的后裔，到爱丽丝岛上的移民局遗址博物馆的姓名墙上去寻祖的样子。外国人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家乡，上海人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过去，外国人和上海人站在同一张照片前面，好奇而欢喜地看着，然后彼此笑一笑，算是打了招呼。这样礼貌而舒服的微笑，在上海的其他地方还真不容易找到，所以双方的心都一下子松弛下来。很容易，就交谈起来，会英文的上海人说英文，会中文的外国人说中文，双方都热心而真诚地恭维对方：“你说得真好！”华洋杂处，本来就是上海的特色，在王家花园，这失落了多年的特色，重新焕发出它的魅力。然后，常常有人在照片前停下来，在胸前抱着双臂开始交谈：“你从哪里来呀？”常常这就是第一句上海人的问题，用英文。美国，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西班牙，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乌克兰，伊朗，瑞典，冰岛，印度，从世界各地来的。虽然说的都是英语，但可以听到各种希奇古怪的口音。“上海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这常常是外国人的感慨。这个城市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不怎么相干，但是与他们的家乡，也不怎么相干，但却又能看到非常相似的地方，简直让人迷惑不解。在这里，美国人认出了他们的Tiffany，西班牙人认出了他们的壁炉，德国人认出了他们的灯泡。“因为这里从前是外国租界。”上海人这样解释，有时，他们将租界和殖民地这两个词混淆起来，其实，它们是不同的，殖民地是被一国侵占，而租界却是被多国租借，中国也保有主权。“啊！难怪这样国际化，与香港和孟买以及西贡又是不同。”外国人恍然大悟。然后，他们也懂得了王家花园旧主人作为买办的奢华。

来上海修学旅行的美国学生到了，出国修学旅行，在美国学校里也算学分，学校请当地的专家和教授为学生上课，讲授当地历史。这次，新泽西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旅行团，请到一个被《纽约时报》称为上海文化保护者的美国老太太上课。她已在上海侨居多年，致力于研究和整理上海的租界历史，她将租界遗迹用幻灯片拍下来，保留了整整一个书柜。下午，在她上海的家里，她已经为他们讲了一个小时三十分上海作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都市，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接着，她带领学生来参观王家花园。此刻，她指点给他们看墙上的那些镜框，里面有些照片，是下午讲座时已经放过幻灯片的。她认为，从前，上海是在西方背景下，才能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二十年代世界上最繁荣的世界主义色彩浓郁的大都市。现在，西方人因为没有对殖民历史的屈辱感，又是上海历史真迹的保护者。

她领着学生们到那个陈列着王家历史年表的镜框前去，“这是很重要的家庭树，对已经流失了的这个买办家族来说。请大家注意，这不是爱丽丝岛上我们都看到过的移民树，那是由政府作为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上海历史的保存和发现，在这里更多的是由民间完成的，常常还是在外国人的帮助下。这个美国洋行世袭买办家族的家庭树，就是在一位美国学者的著作里发现和保存下来的。”她说。

“王筱亭：1850年从宁波到上海，粗通英文，入买办穆炳元门下，学习经纪。遂入美国法利洋行，从事签约劳工和鸦片贸易。1860年时，从跑街，跑楼升致买办，同年，长子王崇山出生。

王崇山：1861年出生在宁波，成年后作为世袭买办，成为法利洋行的买办，同时任美国利邦洋行买办。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迅速发展时期，洋货大举进入中国并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张，王家父子大展身手，成为旅沪宁波人中的巨富。

王佩良：1887年出生于上海，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学习机械制造，王家的第一个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后，继承美国法利洋行买办，并成为王家的第一个实业家。在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他开办宁波轮船公司，并沿途自建码头和仓库，后开办精良修船厂，除修船和拆船以外，也承接造船。后大部被毁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但在买办方面，仍借战争时期，海路阻断，化学原料飞涨之机，发了大财。他是王家，也是中国的最后一代买办。随租界废止，时代变化，买办业衰微。1947年，他迁往香港，大败于投机香港股市。1964年，在香港逝世。

王甄盛：1918年出生于上海，王家主要继承人，MIT工商管理硕士。香港法利洋行总代理。

王简妮：1967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法亚洋行驻华雇员。”

老太太将镜框里的中文恢复成了英文，念给美国学生听。

“他们家当中断了一代人。”有学生指着王甄盛和王简妮中间的空挡，说。

“大概在1949年革命以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去了。”老太太解释，“这在上海，是很普遍的事实。1949年的前后对上海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上海文化在1949年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被完全切断。上海的红色政权并不珍惜自己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和面貌，你们知道，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把English叫什么，叫‘阴沟里去’。殖民地的解放浪潮以后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由于仇恨，由于屈辱，也是由于无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破坏这土地上最有价值的遗留物。”

“如果是这样的，为什么在你的家里，仍旧可以看到这么多老上海的东西呢？”另一个学生问，她在上海兴国路上租借的一栋西班牙式的老洋房里，到处陈列着老上海的生活遗迹，挂在她家门厅窗边的，是1931年上海童子军的队旗。傍边的镜子，是192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礼品，镜子下放着100年前海运到上海的Singer缝纫机，仍旧可以用。而在窗下的椅子，则是赫德时代的海关财产。她的房子，是消息灵通的外国旅游者到上海必游之地，在上海的外国人里有时流传着，老太太可以用这样的生活挣钱的闲话。

“它们都是我一点一滴从民间收买来的，都是中国人觉得无用，但是也舍不得扔掉的旧货。”老太太说，“我从他们手里买来时，大多数人为能将这样的旧货变成钱而欣喜不已。”她说着将在餐馆里陈列的家具一一指出，“慢慢的，在上海的外国人有了这样的需求，一些心里亲近西方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习到这种方式，这个餐馆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由中国工匠根据欧洲的图纸，在上海制造的西洋家具，都是上海人为满足这种需求，自己建立了旧家具市场，并雇佣工匠修复的。原先，它们都已经残破，并且肮脏不堪。现在，因为中国经济不得不渐渐加入全球化，上海的历史被翻了出来，上海人也开始靠这些东西恢复自己的记忆，了解自己城市过去的宝贵之处。这家餐馆在修复前，老板到我家来过好几次，我一直是她餐馆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