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来到了一个寂静而寒冷的园子（第2/3页）

接近病房时，简妮发现那些病室的窗上并没有装铁栅栏，但它的铁窗，将每扇窗子的铰链都装在中间，所以，每扇窗子都很窄小，即使完全打开，也只是一掌之宽，从里面不能伸出头来。简妮想，这样的窗子一定是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或者逃跑。爸爸说过，范妮再次发病时，就是怀疑有人要害她，她无处可逃，只好自杀。那样的窗子比监狱的铁栅栏，更让她感到冷酷和可怕。寒气不断从她大衣下摆往身体里钻，里面单薄的裙子渐渐变得冰凉。简妮知道，这重重寒意里，有自己心里的恐惧。她想起范妮在格林威治村的街道上，穿着白衬衣和蓝色塔夫高腰裙的样子。

远远的，听到铁门“咣当”一声响，小径后面的铁栅栏门被推开了，暮霭重重，路灯暗淡，简妮看到护士领着一队穿了紫红色棉袍的病人走进园来。他们都是男人，老老小小，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只是初中生，在精神病人的诡异神色中还能看到一团稚气。他们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塑料脸盆，里面放着一块毛巾，一瓶洗发水，一块肥皂，有的还有一双海绵拖鞋。每个人都一样，默默抱着自己的脸盆。他们的队伍足足有几十个人，最后压阵的，也是一个护士，他进来以后，转身将铁栅栏门锁上。这一队人默默无声地列队走过花园，他们微微摇晃着身体，呆板脆弱，摇摇欲坠，但简妮觉得他们的身上其实有种奇怪的机警和寂静，象一个已经点燃导火索的高升。

简妮让到一边，看着他们，感到十分悲伤，几乎要滴下泪来。她看到队伍里有个高高的，满头白发的人。他的脸，象一个泡在水里的馒头一样虚浮苍白。他比周围的人都高，又白，在队伍里象一个惊叹号。当他经过她时，简妮看到他脸盆里，放着一管用铝皮包装的沐浴液，它十分眼熟，是Banana Republic的。底部插着一根钥匙似的不锈钢，转动那根钥匙柄，铝皮就象牙膏皮一样折起来，可以很方便从里面将沐浴液挤出来。鲁当年就用过它，就将用到一半的它留在浴缸的架子上。她简直不能相信在这里再见它，它被放在一张疯人院的劣质的宝蓝色再生塑料盆里。她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人，他的手修长好看，但指甲缝里黑黑的，很象维尼叔叔的画画的手。

“啊，是圣诞花。”那人经过简妮身边时，突然轻轻说，“又要过圣诞节了。”

简妮不敢和他说话。

“红房子西餐馆还在哇？”那人又轻轻问。

简妮还是不敢说。但她闻到他身上有Banana Republic的香味。

他们鱼贯地向病房敞开的玻璃门走去，里面的木栅栏门被打开，灯光照亮了走廊里绿色的墙壁，那里散发着被禁锢，被剥夺，被强制的暴烈而颓唐的气息。他们象一道无声的水一样流了进去。他跨进门去的时候，突然压轻声音，对简妮飞快地说：“快逃吧，赶快逃。”他嘴里喷出一股浓重的酸腐气味，“不要拿花，会被别人发现的。”然后，他伸手推了简妮一把，消失在门里。

简妮被吓得往旁边一跳，几乎摔倒在冬青树上。她感到自己的丝袜被树叉勾住，然后悉悉索索地，从小腿一直到大腿，她知道，那是袜子抽丝了。

范妮的病房在楼上。探视室的长条桌两边坐满了病人和病人家属。探视室里荡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气味，与病室里的消毒水气味混淆在一起，温暖和浑浊。

值班医生走过来打量简妮：“你是王范妮的妹妹？”

“是的。”简妮说。

“从美国回来的？”医生又问。

“是的。”简妮想，一定又是家里人告诉医生的，就象当初叔公的病房里，人人都知道家里有人要从美国回来看他。“我姐姐她情况还好吗？在美国时，医生说是抑郁症，怎么回到上海以后，就成了精神分裂症呢？”

“也许，她的确在美国有过产后抑郁症，被控制住了。但回国以后，又发生精神分裂症，她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是很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医生说。

“这两种是递进的病吗？”简妮问。

“不是。是不同的病。”医生说，“这次她是应激性的精神病。”

医生的说法让简妮吃惊，让范妮陷于精神分裂的，竟然不是美国那一段，而是她上海的这一段。这出乎她的想象。摧毁范妮的创伤，原来是在上海发生的。“我不了解她在上海出了什么事。家里从来没对我说过。”简妮说。

“王范妮当时回国的时候，在学校办了休学，她的护照上还有有效的签证，可以再回美国，是这样吗？”医生说，“你们家的人一直动员她在签证过期以前回美国去。这对她是受不了的压力。出国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但对王范妮这样已经在精神上有创伤，个性上又有缺陷的人来说，就不是好事。”

简妮紧捏着圣诞花的杆，她想，她们两姐妹总是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直到无法容身。或者说，是上海这地方，这个家，这些人将她们渐渐逼到死胡同里。本来，范妮可以在上海好好做一个刻薄的小市民，自己也可以在美国好好地做一个普通职员，嫁一个可靠的白人，住一栋分期付款的Town House，开一辆日本车。在上海，在美国，多少女孩都这样平静地生活下来了，但她们就不行。

医生领着简妮穿过病人的活动室，与探视室相比，这里冷清多了，只有一个病人默默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桌面。然后他们穿过病室，那是一间象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面象轮船统舱那样放满了单人铁床，中间只留下可以侧身而过的走道。床上有草绿色的粗毛毯，让简妮想起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病人很多，我们没有这么多病房。”医生对简妮解释说。

他们来到病室尽头，那里还有一扇木栅栏门，将走廊拦开。里面是另外一段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是禁闭着的房门，门上有象一本书大小的窗子。医生对简妮说：“你的姐姐在里面，她这段时间情况有反复，处在狂躁期里。你刚刚在我们的活动室里看到的那个病人，她处在抑郁期里，所以她不说话，不吃饭。你姐姐正好相反。”

“那是怎样？”简妮问。

“她想逃出去。”医生说。她看看简妮手里的东西，问，“你要是不怕，可以进来看看她。”

医生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简妮跟了进去。门在她身后“乒”的一声关上时，她觉得心在肚子里抖了一下，想起那个白发人的耳语，他说：“快逃吧，赶快逃。”简妮意识到，自己进这个医院以后，心里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紧张，是因为自己怕那无处不在的，被禁闭起来的暗示。这种恐惧，从小就在心里生龙活虎。所以，她看窗子，象监狱，看病室，象集中营。每次关门的声音，都让她发抖。她相信，范妮也一定是伴随这种恐惧长大的。如今，范妮就深陷于栅栏门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