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ny Wang的新生活美国丈夫只是她们的护照和机票

学校里，会话课上得最多，每天都有。范妮每天都得和会话课的老师见面。那中年男老师狭长的脸上有一只瘦瘦的尖鼻子，但是身体却胖得连正着进门都危险，当他站起来，到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范妮看到他裤袋里做衬的白布，都被他的大肚子撑得翻了出来，他说的英文很清晰，连s和z的不同都能清楚地听出来，不愧是教会话的老师。他曾经夸奖过范妮，但范妮渐渐开始躲着他，一是因为他在堂上纠正学生会话中的错误一点不留情面，对范妮也是这样，甚至有一次说，你怎么和测试的时候判若两人，好象范妮骗了他一样。一是因为他对班上学生的态度。他最喜欢的学生，是法国人，他们在教室里大说法语，他并不讨厌，还和他们在一起说两句，因为他自己读书时的第一外语，也是法语。前进夜校的英文老师多少总宠着范妮一点，因为她是有铁定的希望出国的学生，也许也因为她的出身。范妮不习惯现在老师的态度。

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是从莫斯科来的女孩子，其实他更不喜欢的，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嫁给了美国人的娜佳。娜佳是从莫斯科来的邮寄新娘。范妮听到传言说，娜佳这样的人，学会了英文，有了谋生的手段，就会离婚，她们目前的美国丈夫只是她们的护照和机票。范妮想起了美国罐头的姐姐，她也是办了美国移民以后，就和那个香港海员离了婚。老师常在班上代表所有美国男人，给娜佳冷脸看。范妮从来不说美国罐头姐姐的事情，当班上的同学议论娜佳事情的时候，范妮假装纯洁地问：“真有这样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心里却说，“不这么做，又绝不能在家乡呆下去，还能怎样！”

老师其实也看不起东方人，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说她们的世界观一概是他受不了的多愁善感，就是日本女人主动邀请班上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开晚会，响应老师教学上的建议。日本人家有一栋房子在长岛，老师说比他的房子好多了，可是，当大家在日本人家坐定，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谈各自家乡的食物和生活的时候，范妮还是看到，当她们三个人说到自己家乡的时候，老师脸上呈现出一种从身体深处升起的不以为然。老师的这个表情刺伤了范妮的自尊心。她自己讨厌东方人，是洋气。而别人不喜欢东方人，而且把她也划进东方人的圈子里，就是对她的侮辱了。范妮再也不能象在飞机上抢白日本女孩那样对付自己的口语老师，一个正宗纽约人，只好暗地里生闷气。

倪鹰老是说不好“rain, run, railway”这些词，老师大声纠正她的发音时，她的圆脸渐渐地变得红了，她笨拙地搬弄着自己的嘴唇和舌头，努力矫正自己，可是还是发不好那些音。老师说，一定是她在自己的语言里不用这种发音，就叫范妮读，范妮差点被吓得不会读了，好在老师没有觉得范妮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就让范妮帮倪鹰学会说雨，跑，铁路。倪鹰是班上最小气的同学，老用一只用旧了的可乐塑料瓶装白水，带到教室里喝。全班同学到日本人家去开会话课的晚会，每个同学多少都带了点小食来，放在一起吃，娜佳不想花钱买东西，就请假不参加，而倪鹰就敢空着手去了，到时候说一声“哎呀，忘记了。”，其实谁都看得出她是不想花钱。范妮一点也不喜欢她。范妮觉得她那样的小气，那种发音奇怪的英文，还有不知所措的舌头，都丢了自己的脸面。范妮生气地领着她读rain, run, railway，rain, run, railway，恨不得伸手去拨好她的舌头。老师那种东方人天生有发音缺陷的说法，让范妮很不开心。她老是觉得，就是倪鹰那些该死的rain, run, railway，将自己也连累了。所以，范妮总是强调自己是上海人，而倪鹰是湖南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要是在欧洲的版图上，等于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葡萄牙人那么不同。倪鹰听范妮这么说完，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字一顿地丢出一句话说，：“那范妮一定是英国人，而且是维多利亚贵族，我一定是葡萄牙人，而且是乡下种葡萄的那种苦命人。”范妮这才知道，自己算是将倪鹰得罪了，但是范妮想要撇清自己和土气的倪鹰之间关系的愿望太强了，她并不在意倪鹰的不快，甚至，她认为那是倪鹰对自己的妒忌。

范妮一直以为到了纽约，她的学校里面差不多会飞满了天使，而她，象夏天的巧克力一样融化在新生活中。

而是象夹生饭一样，看着一切都好，可吃起来，不是滋味。她有时想起在小学时候她独往独来，心怀怨怼的情形。这让范妮又惊又痛，她从来没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学校里，不是在陌生的超市，不是在咖啡馆，也不是在海关，居然还会有这种格格不入。

范妮的惊痛，很快就蔓延到了学业上。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她就知道自己的户口在新疆，将来要是想要国家给一个工作，一定要回新疆才能有。她也知道，自己是绝不会回到那当年爸爸妈妈被迫去的陌生地方。她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新疆的家，从生下来就一直住在上海。但是，要一辈子住在上海的话，就意味着一辈子没有工作，象维尼叔叔一样。生活一开始就对范妮紧紧关上了门，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所以，她从来不认真上学。遇到下雨天，刮风天，太冷的天，太热的天，她都不去上学，遇到学校春游，或者到工厂去学工，她也以身体不好的名义请假。到了范妮上中学的时候，中国恢复考大学了，但是，户口的限制仍旧存在，范妮必须回新疆去参加考试，作为新疆的考生，就是考到上海来上大学，毕业后也必须回到新疆工作。爸爸妈妈说，读那样的大学，等于给范妮判无期徒刑，不如不读，还可以苟且偷生当个上海人。于是，范妮也从来没有象班上准备考大学的同学那样，认真读过一天书。班主任老师让她振作精神，在范妮看来，是很小儿科的话，简直就不值一驳。她一直有充分理由游离在生活之外，借此来掩盖她对自己将来的茫然和被遗弃的失落。她从来没有建设性地梦想过什么，在她的学校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可以实现的梦想。她的梦想，总是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气息，就象小孩子要不到自己想要的玩具，索性要天上的月亮。到现在，她到了纽约，进了布鲁克林的语言学校，现在的班上，一屋子的外国学生，个个都象蚂蚁搬家那样，一点一滴地从背诵介词固定搭配开始，挤进美国社会，而且在那里站稳脚跟。那种样子，就象范妮中学时代的同学们一题一题地积累着，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而这，正是范妮最不习惯的地方。范妮其实并不习惯，也没有刻苦学习的那种乐天的精神，愿意为将来先付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