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第2/3页）

在红房子西餐馆逼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范妮站在维尼叔叔旁边，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过陈旧的街道和怨怼的人群，她看到了长乐村的尖顶。那里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钢窗，那里的房顶，是用红瓦铺起来的尖顶，多少残留了一点从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调。那里的梧桐树是光秃秃的，在枝桠上吊着被雨水浸得黑透了的悬铃，范妮叫它们“毛栗子”。维尼叔叔的朋友贝贝，从前就住在那里的一个尖顶下面。他也是画画的，他的北房间里也有这种松香水的气味，他的窗前就能看到梧桐树枝上的毛栗子。维尼叔叔那时常常将范妮带到贝贝家里玩，要是家里来了他的画图朋友，范妮也总是挤在他们里面凑热闹。

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奶奶的事，听说奶奶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奶奶，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