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一 出 去（第3/4页）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在农村，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还在读书的小孩。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已经从佳荣电子厂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敏很紧张。她什么都没带。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放低目标。她参加了五六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文员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倒茶；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她连笔都没带，于是那女人借给她一支笔。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对我笑。大概就是吧。”就这样，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

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但是敏没有去。那地方太远了。但是在奕东电子总部，一个叫李朋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

按中国传统看法，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但是李朋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写的。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事。

李朋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敏自己没有手机。他让敏来参加一个三小时的面试。

首先，电脑考试就弄砸了。“别的姑娘电脑懂的比你多，”李朋杰跟敏说。

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

“我没干过这个，”她说。“我没有经验。”

然后他给她一份笔试卷子，她写得不错。李朋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当天搬到厂里来。

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当她离开李朋杰办公室的时候，她忽然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她对新上司说。“为什么你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

“你很直，”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我问。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