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X君（第2/3页）

她在某一级楼梯上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一下，他撞了上去。她是故意停下的吗？他想。他是故意没有停下的吗？她想。虽然只是轻轻的碰触，但四下无人时的身体接触免不了意味深长，引人遐想。

她继续上楼，他感到机不可失。他伸手去扶她的腰，最先只是似有若无的碰触，之后两只手都上去，扶在她腰上。她的腰不算纤细，但富于肉感，十分柔软。她没有做出回应，仍然沉默地拾级而上。他心领神会，知道一切皆被应允，便将手移到她的臀部，随着她迈上台阶。

他感到她的臀部在手心滚动，能逐渐察觉她步伐的困扰与波动。她的脚步透露出苦恼，仿佛在忍耐什么，等到恰到好处时，他将手准确无误地放到她双腿中间，她停了下来。他们去了顶层通向平台的夜里不会有人经过不易被察觉的楼梯间的拐角。

他说她激情四溢，大胆豪放，百无禁忌，他说自己表现一流，算得上神勇。我唯有勃然大怒，畜生啊，你们丫的。他哈哈大笑，得意又幸福地望着窗外。然后呢？我仍然追问。然后就下楼跟她同屋打扑克去了，她给我弄了个水果拼盘，牛奶、酸奶。

操，同屋长得怎么样？

凑合，不如她。

骚吗？

不好说，目前还挺矜持的。

妈的，哪个江西的？你明天指给老子看。

他接连打着哈欠，哎呀，太困了，困死了，好累啊，腿酸死了，你知道，一直站着，哎呀，睡觉去了。他转身就走，走到拐角才回过头说，明天我把她同屋介绍给你，现在你玩儿自己吧。滚，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

自此我们便真正地亲近起来。几年以后，在2002年左右，我陪他去当时尚未拆除的华亭路的服装市场采购。出来时迎头撞见一个模样老气的姑娘，个子不高但挺丰满，眼角布满皱纹。他们意外寒暄，眼睛都回避着我，也不给我介绍，我仍不识趣地呆立在他俩中间，他们也就不再掩饰对我的厌恶，走到不远的地方站在角落里悄悄谈了半小时。

谁呀这是？我他妈这一通等。

江西那妞嘛。

什么江西？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在楼道里，你忘了？

操！

我急忙回头找她的背影，却已经分辨不出。

看着很憔悴嘛。我说。

憔悴个屁啊，结婚了，估计吃避孕药吃的，你看她胖的。

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什么，沉默地往前再走了一会儿之后，他显出低落。

怎么了你？

她好像过得不太好，妈的好像这种热情又慷慨的姑娘最终都过得不好，挺可怜的。

那Z小姐就不可怜吗？

他扭头看我。1997年离开北京后，他和Z小姐在吵吵闹闹中持续了一两年左右终于曲终人散，时间我记得不准确了。她全心全意地待他，一心想要嫁给他，他大概伤透了她的心，我刚听到消息时也为她担心过几分钟，不过这真算不得什么，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Z小姐跟她不太一样。他想了想说。

Z小姐不是热情和慷慨的吗？我反问他。

完全不一样，Z小姐的热情和慷慨只是对我的，不是她内在的需求，无论看起来是怎样的，她的一切都是要求回报的。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但还是说，人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并没有要求你回报什么，Z小姐很爱你啊。

其他人就不是爱我吗？Z小姐爱我爱自己，花痴爱全世界，这他妈还不够伟大啊。

我没有再说什么。

而且不用为Z小姐操心，从我这里没有找到的东西，她下一次可以从别人那里找到。她是找东西的，一直找下去总是会找到的。花痴不一样，她们不找东西，她们更享受给予，或者至少她们还不知道要找什么，她们的需求太纷乱复杂。他自顾自地说着。

我知道话虽如此，但他实际上对Z小姐很好，只是事不凑巧，他没有那么爱她或他认为自己没有那么爱她。我本来还想再说什么，但没说下去，因为我饿了。好饿啊，老子想去吃碗牛肉面，你去不去？走啊，他说。我们就往漕溪路我住的地方楼下去吃面。

残破的两张用废纸板废木板或不知什么其他废料捣碎后再经过粗糙的倒模做出的破桌子，如果可以被称作是桌子的话，摆放在由防水布搭就的破工棚里。最破败也是最好吃的一家面馆，如果它能被叫做面馆的话。一对中老年河南夫妇终年在棚子外和面擀面拉面煮面，大锅里永远煮着那几块发白的巨大牛骨头。

有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市面已很冷清，这里却仍坚持开门。我一个人坐在空下来的棚子里，望着外面冒着热气的大锅发呆，女性店主大概已经回家乡准备春节了，所以今天是男的端了面进来，我指了指外面锅里一块高高翘起来的骨头说，那块骨头从去年煮到了现在嘛，我认得，两年了啊。

他头也不抬地把碗放在我面前，说，你记错了，年轻人，这块是上一年春节后买的，煮了才不到一年。说完猫着腰出去，过一会儿又端了个碗进来，他没有别的餐具，把碗底摆放齐整的小半碗牛肉放在我面前，说，煮了一年的肉，所以不要钱。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今年不回去，让臭婆娘回去了，车票贵。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煮一整年的面还是会嫌春节的车票贵？从1998年开始，我跟第三个×君大概每人在这里吞下过不少于两百碗面。2004年的某一天破店突然消失，我花了几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在附近几条马路的犄角旮旯里遍寻不到，大概是被永远穿着大一号制服的城市管理员依法取缔了。自此，我继续在当时地处漕溪路的所谓制片厂混下去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学制一年的表演训练班转眼就结业了，1997年7月，他又风风火火地走了，还是大大的拉杆箱以及蛤蟆镜，雪白的棒球帽。我大概送了送他，也就是下楼到门口吧。

记得来上海看我呀，他咧开嘴笑着，钻进了出租车。然而他最终没能做成演员，只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做过几年的海员，在那些以上海为始发地的去往欧洲的货船上。我没有细问过他为何会选择做海员，大概只是待业的年纪，正好碰到了轮船公司考试。他较少说船上的事，只是说无聊，抱怨过一两次食物，也都是轻描淡写。

他比较热衷于说下了船之后的事，外国的风土人情在他而言专指各国的鸡档。比如德国人专门在码头兴建的小镇子，下了码头就是街道，临街的橱窗般大小的透明玻璃窗户里一边过着透明生活一边供君挑选的看上去十分优雅矜持的德国鸡在你按响门铃后会体贴地拉上窗帘热情地招呼你进来然后五分钟内就保准让你完事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