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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有很长的历史。前清的时候，这里本是一片长满青草的坟地。到了民国，愚昧好事的地主捐了笔钱，在这里修了个土地神庙，上过西学堂的新兴绅士为了显示开明，在庙的对面修了座学堂。解放了，破除迷信，庙划归学校，成了学校的体育器材室。至此，坟、庙、学校浑然一体，不可分辨了。紧接着，学苏，学校改建，平房拆了，盖起了现在这幢苏式飞机型的教学楼。苏联建筑的全部特点，都在它上面得到了体现。简言之，就是傻大黑粗，经久耐用。在它里面呆过的人，一批批逝去，而它永远存在。砖色已经红到了发黑，可遍身还是没有一处裂纹，一点倦意。黑乎乎的身子，现在望去，已经称不上“飞机”了，倒象一只老得不能爆炒，不能白斩，不能清炖，甚至不能熬汤的老母鸡，趴在那里。

楼门黑洞洞的，就是缺牙的嘴，每天清早，把一千多个学生一骨脑吞进去，不吭声，也不吐骨头。

鸡胸脯老得没了肉，只剩下曹操称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就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楼。

两侧跨楼，一侧是让学生动手的实验室，一侧是阅览室和图书馆。这是鸡的翅膀。就象盲人的眼睛，饭馆餐具的刷洗，象征意义大于本义。

鸡肚子是礼堂，剩下的，相当于鸡屁股的部位，就是学生的圣地——饭厅。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最大的欲望就是生存，永远的生存。“男女”是为了种族的存在。“饮食”是为了个体的存在。干自己想干的，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种赏心乐事。可在学校吃食堂，却无论如何都用不上“幸福”这个形容词。学校的食堂，那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坏家伙们除了地狱，第二个该去的地方。

食堂主任，简称“饭主任”，是个男的，却有个很女气的名字。是个胖子，却有个很秀气的名字——裘柔，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逆反心理，你指东，我偏往西，倒着削苹果，反着翻杂志。凭心而论，这里面有玩深沉的成份。“否定一切”毕竟是装成大智者的最简单办法。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清楚，我们背上压着太多，太沉重的死尸，搞文字的有莎士比亚，搞学问的有钱钟书，搞物理的有爱因斯坦，上下二千年，方圆几万里的亡魂都积在我们背上，象一尊尊的神，我们清楚不打倒他们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我们常嘟哝“余生也晚”。我们指着烫金的名字，说“这有什么？”虽然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大概就是禅家所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理由吧！好在有顾恺之作我们的前辈——《晋书》里说，这家伙吃甘蔗从尾到头，人怪他，他告诉那人，这叫渐入佳境——我们可以说古已有之，可以少担不少干系。于是饭主任的名姓很自然地被颠倒过来，叫做“柔球”，肉球。

他还有一个外号：“共产主义”。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三大差别，是我们的理想。课上，基本上没有想明白，那是个如何牛逼的世界。后来看到了饭主任，他的身体也消灭了三大区别：没腰，没脖子，没下巴。这副身板，恰恰又令我们不任区区向往之。语文老师教育我们，本体、喻体之间只要存在一点相似，就可以形成比喻。老实、听话如我们，当然会产生这联想。这样看来，我们的食堂也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各种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如果想减肥，就来当我们学生，用不着自己再写形容词了，沈约《与徐勉书》里就有很精当的描写：“……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

如果想长壮，很简单，就来当大师傅。

武侠小说里说，行走江湖，有几种人最是难惹，一种是行脚僧人，尼姑。一种是单身女人，太监。一种盲人，聋子，跛子等有残疾的人。还有一种就是胖子。

如果一个人保持缄默，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是个傻子。另一种可能，他是大智者。

如果一个人奇胖，那么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是个懒汉。另一种可能，他是个大脑绝顶聪明的人。诚实的懒汉说，路上有狮子。绝顶聪明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为的就是什么也不干。他们发明汽车，为的是不走路：他们发明洗衣机，为的是不动手。在这个意义上看，世界的进步就是为了懒惰。

饭主任属于后一种胖子。他成功过。把小一千学生聚在他手下，每天中午忍饥挨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后来，中午能回家的，尽可能回去吃了。腿脚灵便的，各个饭馆，四处打野食去了。剩下的，求天不应，告地不语，只好精神胜利一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

食堂还得办下去，因为打架，掌勺的各种人物，都是校领导的三亲六顾，哪个也解雇不得。饭主任于是串通校方，下午上课二点改为一点半，迟到严惩不怠。取消快餐部。

他又成功了。

不管怎么说，中饭毕竟还是学生一天中的头等大事。每个人身上，好象都套着一张无形的网，挣扎的作用只是使它把你裹得更紧。学生知道，没什么东西拦着他，可他还是逃不开家，学堂，食堂。同理，中午饭也改不了大白菜，土豆，胡萝卜这老三样，如同过去人人必背的老三篇。上了年岁的人说，这就是生活。

十一点半钟左右，学校绿漆铁门“吱咔”打开，一辆小毛驴车欢快地颠进来。这时候，车是空的，小毛驴没有负担，就仿佛我们将来没了高考，没了教科书一样，很快活，蹄子敲在柏油路上清脆地响，脖子上的铃铛也“铛铛”地摇晃。

车上斜坐一个老头儿，就着天上很好的太阳，一口一口，很美地抽着旱烟。他是他们屯的猪状元，每天从我们学校把学生咽不下的饭食拉回去喂他的几十头猪。学生一天天瘦下去，猪一天天地胖起来。大概只有一个结论可以推出来：人不如猪。

然后是下课铃，然后是起立，然后是鞠躬，然后是下课。然后是学生从各种教室门口，泥石流暴发一般涌了出来，匙子，叉子在各自的饭盒里“叮当”烂响。

我们的教学楼一共三层，年级越高，层数越大，用心很显然：年龄越大，读书越多，越应该少说少动，谁见过死人跳皮筋呢？要是到了高三，初三，除了那尚不可省略的生理需要外，最好绝不下楼。而初一，高一的，太嫩，不懂规矩，老师们多多少少要拖一点堂，“增益其所不能” 。这样，高二就占了天时，人和。我们班教室紧挨楼口，又占了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