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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那多听见一串枪声响在城西。又在枪毙战俘了。他听说枪毙是对中国战俘或嫌疑战俘已是最好优待；日本兵们已经腻烦用子弹了。他们的杀戮方式越来越五花八门。每次出去找粮，阿多那多都大汗如洗，两个膝盖虚弱打晃。他感谢上帝，让他长了一张洋面孔。在屠宰场一般的南京城，他这面孔等于盔甲面具。他再想睡就睡不着了。起身披衣，上下牙嗑得声响清脆。他晃晃酒瓶，只有个底子了。跟了英格曼神父十多年，阿多那多还是喝不惯西洋人的酒。夜深时分，他回归本性；呷两口烫热的大曲，佐酒也是中国市井小民的口味：几块兰花豆腐干，半个咸鸭蛋。可惜大曲喝光了。他想起酒窖里的“女儿红”，劲头是差了点，但比洋酒顺嘴顺肠胃多了。他走到院里，看见仓库里的烛光，扒在门缝上，看见一地的陶酒坛。伤兵和窑姐们倚倚搂搂，吭吭唧唧，南京城风化最糟的一隅搬进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