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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版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每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