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金亮

翻译《等待》使我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像哈金这样的作家。对他来说,作品好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作家写长篇小说能够两个月一挥而就,稍加点染即去发表。他是那种“笨”作家,使的是“拙”劲,用的是水磨功。《等待》写了四年,写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发表。为了寻找一个准确的动词,他可以琢磨好几天。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每页稿纸他竟能修改上百遍!哈金曾经对我说,他写小说的时候,完成小说的故事只是个开始,真正的写作过程是反复地修改,直到同当初的立意相去甚远为止。在这个人人追求一夕成名(quick fame)和立时兑现(quick money)的年代,哈金这样的作家可算是稀有物种了。

《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之后,立即成为美国出版界和知识阶层的热门读物。“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评委瑞吉纳尔德·麦科耐特教授(Prof.Reginald McKnight,著名小说家,马里兰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在颁奖给哈金的第二天对《华盛顿时报》的记者说,《等待》是“一本完美无缺的小说(a flawless novel),没有一个音节是误置或错误的”。我做了多年的电视记者和制片人,从来没有翻译过小说。要翻译这样一本“完美无缺的”获奖作品,自然没有把握。我把译好的“序”电传给哈金,他看了说:“你太拘谨了,没有放开。没关系,放胆去译,大致不错就行。”原来我总想着“没有一个音节是误置的”,追求逐字逐句的精确对照,生怕“无一字无来历”。哈金的信任令我一阵轻松,心想反正作者也懂中文,译得出了格就请他来修改—他最清楚自己的小说转换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原著者同时通晓被翻译成的外国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哈金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华人,中文是他的母语,却用英文写作。在翻译过程中同他合作,可以使译文成为权威、准确的阐释,同时又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待》中描写的生活我并不陌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孔林式的爱情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根本不是哈金杜撰出来的天方奇谭。我和哈金是同时代人,书中的时代背景和北方的风物习俗我很熟悉。再加上哈金写的英文如同他的性格一样,实实在在,从不耍弄,所以对英文的理解不是太难,以致有些人认为《等待》很容易翻译成中文。但是以我作为翻译者的亲身经历来看,其实这是件很难的工作。难就难在要用同原着一样简练朴实的中文,忠实地反映出原着中那种悲怆而又不动声色的色彩和叙事风格。由于小说讲的是中国的事情,又要尽可能地不带有翻译的痕迹。

哈金长期研究英美文学,他虽然人到中年才开始写作,但是已经为此做了深厚的文学准备。听他谈文学委实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会一改平时的不善言辞,对各类英美作家的作品、风格、特点娓娓道来。他不仅对西方文学复杂纷纭的流派了如指掌,而且对那些重要作家的逸闻琐事也如数家珍。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他没看过的书。在众多文学大师中,契诃夫、海明威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尤深。在翻译《等待》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哈金,我收集了他所有出版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我认为,哈金最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由于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的足以致命的逆转,使得他的作品悲情氛围十分强烈。特别是那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很多都醇烈得好像“二锅头”(哈金在美国文坛实际上是以短篇小说著称的)。在翻译《等待》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哈金创造的世界里,心潮随着孔林、吴曼娜和刘淑玉命运的跌宕而起伏。当翻译到杨庚强奸吴曼娜的那一章,由于内心悲愤难平,我很不愿意译这一段,做做停停,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在孔林和吴曼娜的婚礼上,苏然对他们说“你们这是苦恋啊”,我译到这里,泪水夺眶而出。我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眼”,一个感情的地火郁积奔突后喷发的火山口。但是,我在翻译时却要避免选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要把滚烫的生活包裹在一层近乎冷酷的叙述风格(tone)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就像是一种“折磨”,因为哈金的英语已经朴实得不能再朴实,我的译文在选择词句方面已经淡得像白开水。译稿送给哈金看,没想到这家伙比我还要苛刻,指出一些他认为还是太“文学味”的语言,对我说“此处还应该再朴实”。我没有他那股细细的“磨”功,有时候干脆打电话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同他“讨价还价”。哈金禀性老实忠厚,又长我两岁,待我如仁厚的兄长,只是嘿嘿地笑着说:“你是翻译者,你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不过是给你提点建议。”通常的情况是,我放下电话,再好好想想,还是他讲的有道理。

哈金最不能忍受的是庸俗,用他的话讲:文字描写全在于“分寸”,一过了头就俗了。在《等待》的原着中没有一个粗俗的字眼,中文版中的一些骂人的话全是我认为“不过瘾”加上去的。有一句话我按照东北方言翻译成“比你娘的腚沟子干净”。哈金看了,认为应该把“沟子”两个字去掉,否则就“过了”。在哈金的小说中,他很擅长描写一些暴力场面。在杨庚强奸吴曼娜的章节中,他的性描写很有力量,具有一种金属撞击般的效果。他曾说,他最受不了维多利亚小说那种柔弱和俗媚。我在翻译强奸场面的时候,用了短句子和有爆发力的动词,而在强奸之后,则选择了较长的句式,突出痛苦的悠长。这样的处理得到了哈金的赞同。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哈金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信任并尊重。

《等待》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出版了许多种版本,只有中文版的翻译得到了哈金本人自始至终的关注和参与。他不仅校阅了全部书稿,而且对许多句子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说中文读者感觉此书的中文还比较准确传神的话,那是我和哈金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的时候,哈金不同意在书的封面标明“哈金校阅”等字样,读者只能在书尾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到“审稿:哈金”等几个蝇头小字。虽然他不喜欢居功,把翻译的成就都归在我头上,但只有我心里最清楚哈金为这个中文版的翻译倾注了多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