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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的刑法

狱警打开牢门，准备把布兰托拖出去处决时，发现布兰托正在发高烧。法医从布兰托口腔中测得的体温是40℃。布兰托的死刑只能推迟执行。克尔萨斯州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在生病时是不可以被执行死刑的，只有等他病愈了才能处决。

克尔萨斯州至少有半年没有举行处决仪式了，来刑场观看的人比往年要多。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一早就坐在刑场的环形看台上，翘首以盼。虽说处决布兰托只需一粒子弹，但警方为筹备一次死刑所耗费的人力和财力，不亚于准备一台著名歌星的演唱会。尤其是布兰托的亲朋好友们，他们是从遥远的乡下坐马车来的，他们运来了一口漂亮的水晶棺，并且做好了接受布兰托死刑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大家都盼望法医能妙手回春，尽快将布兰托的体温降到37℃以下。法医给布兰托服用了大剂量的退烧片、抗生素，注射了三剂退烧针，法医甚至剥光布兰托的衣服让他躺在巨大的冰块上，布兰托的体温始终居高不下。法医终于放弃努力，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布兰托的死刑被宣布延期举行，延期到他退烧那天。虽说对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来说，处决是迟早的事，但在一个法律至高无上的国度，谁都不会以任何借口去干违法犯罪的事。处决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延期处决同样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对一个正在发高烧的人延期处决，恰恰说明情与法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在监狱医院，医生们对布兰托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检查和治疗。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布兰托发烧的病因，在布兰托身上所尝试的一切退烧措施当然是徒劳的。高烧使布兰托的生命得以暂时延长，可持续高烧带来的巨大痛苦是布兰托难以承受的。布兰托多次恳求警方早点把他处决。既然处决是迟早的事，为什么不让他早点解脱高烧带来的痛苦呢？警方虽然对布兰托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但警方无法满足布兰托的愿望。警方也想把这件事早点处理掉，可谁敢为了同情去犯法呢？

警方和监狱医院不可能放弃努力。他们邀请国内著名的发热待查专家和疑难杂症专家对布兰托进行会诊。结果专家们仍然找不到布兰托发烧的原因，当然也就开不出退烧的良方。在会诊即将结束的那天傍晚，一位来自某医科大学的教授，一番异想天开的解析，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同。他说：“显然，此人既不是感染性发烧，也不是非感染性发烧。他是由于恐惧，由于恐惧死刑引起的高烧。只有消除他对即将到来的行刑的恐惧，才能退烧。而消除这种恐惧，我们医生是无能为力的。”警方立即请来神父帮助布兰托消除对死刑的恐惧。神父对布兰托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开导，布兰托的高烧始终不退。束手无策的神父对警方说，让布兰托退烧的唯一办法是暂时改死刑为有期徒刑，等布兰托退烧后再重新宣判死刑从而立即执行。神父同时强调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顶着高烧的布兰托也该体验一下人的正常体温了。神父的建议显然是荒唐的、可笑的。在一个法律至高无上的国家，怎么可以拿法律当儿戏，对一个已经判了死刑的人改判呢？即使改判了，他的温度降下来了，重新判他死刑，他的温度还会上来，死刑不是照样无法执行吗？

如果布兰托依然这样没完没了地烧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改法律。只有修改法律关于死刑犯生病不能处决这一条款，才能使法院的判决最终得以执行，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克尔萨斯州的法律一百年才能修改一次，而这项法律公布至今才四十年。这就意味着布兰托可能在六十年以后才能被处决，意味着布兰托还要忍受六十年的高烧。往日的刑法总是这样耐人寻味。

证 人

那天下午，布兰克路过法庭，看见一堆人正往里挤，上前一问，才知道马上有公审。布兰克也挤了进去，在后排的一个旁听席坐下。

被告跟布兰克一样，穿着西装，但没打领带。被告被指控杀了人。控方的证据是被告具备作案时间，被告辩护的理由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一直在家。但是，近两个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被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结果被法官判了死刑。这让布兰克大惊失色，他连忙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先生说：“我叫弗兰德。”布兰克说：“我叫布兰克。我想，你能证明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法庭。”弗兰德先生说：“对不起，我只能证明你现在在法庭，至于你跟我说话前，你是否在法庭，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了：“整个下午我都跟你坐在一起，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这个座位，你怎么不能证明呢？”刚刚走下审判台的法官看见他们俩在纠缠，走了过来。布兰克说：“我确确实实整个下午都在法庭，我一直坐在他的旁边。”法官说：“你自己说了没用，你得有证人！有人证明你今天下午都在法庭吗？”布兰克望着弗兰德，弗兰德摇摇头。法官说：“幸好还没有人指控你！”布兰克惊出一身大汗。

布兰克出了法庭，挤上公共汽车。布兰克拿着售票员撕给他的票问：“你这票能够证明我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你们车上吗？”售票员说：“我们的票只能证明你乘过我们的车，不能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乘的车。我们是公共汽车。”布兰克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进内衣口袋。临下车前，他问售票员：“请问小姐芳名？”售票员说：“我叫玛丽娜。”布兰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下了公共汽车，布兰克走进一家面包店。他要了一盘沙拉，一块面包。他跟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说：“我们这样的小店没有发票。”布兰克说：“刚才那个被告说他案发那天下午三点曾下楼到面包店吃过点心。那家面包店不肯证明，他又拿不出发票之类的证据，结果被判了死刑。”服务员给他写了张条子，证明他某日某时某刻在他们店用过餐。布兰克临走前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布兰克刚到家门口，就敲响了邻居的门。他对邻居说：“你看见了，我现在进门了，你能证明我到了家，我在家里。”布兰克关上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一惊，拉开门，敲开邻居的门说：“你看到了，我在家里。”邻居说：“我只能证明你两次敲我门的时候你在家里，至于其他时间你是否在家，请谅解，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得在屋里乱转。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的电话机。他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证明我在家，万一将来有人指控我，你可以为我证明。”朋友说：“从来电显示看，你是在家。但我只能证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至于不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在家，对不起，我不能证明。”就这样，布兰克不断敲邻居的门，不断打朋友的电话。夜深了，他不能再敲邻居的门，不能再打朋友的电话。他仰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一个人在家睡觉，他恐惧极了。他下了楼，来到街对面的一个朋友家。他睡在朋友的身边说：“你能证明，我今晚是跟你睡一起的。”朋友打起了呼噜，他却睡不着觉。想到法庭上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布兰克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他一直过着没有证人的生活，他甚至刻意追求这样孤独的生活。万一有人指控他，他真的会跟那个被告一样，因为没有证人而被判死刑的。他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那是不可以的，那太危险了。他决定明天就找个证人，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