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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材料拿回去！”

这份他早就认定无用的审讯记录，在凌队长那儿也是个不合格的废品，可两人的出发点却是那样南辕北辙。徐五四拿起记录稿，目光很放肆地同凌队长碰了碰，心里蓦地跳出一句话来，他的脑袋禁不住有点发热了。

“队长，知道不知道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罚一无辜，不如赦一有罪’，我们怎么样，总不至‘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吧？”

凌队长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沉沉地挥了一下手，让他们出去。徐五四话说出口，又有点后悔，也许他不该赶这种时候说这句过分赌气的话，不要说这话本身的含义太过尖锐、偏激，就是他那种说教和质问的口气，也肯定会让凌队长反感。三十岁的人了，怎么就没有点涵养呢？不好。

果然，他刚刚转身要走，凌队长突然在背后开了口。

“你听着，我也有句话，‘赦一有罪，等于杀一无辜！’不是名言，可你要还是个警察，就记着这句话吧。”

从队长办公室出来，他的心情异常败坏，于英雄免不了在他耳边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可他听不进去，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怀疑来！

——凌队长，为什么非要整葛建元呢？一个干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工作的老刑警，对证据上这种非常明显的缺陷，竟会如此没有辨别力吗？显然不会！

虽说，徐五四也是个有十年警龄的老民警了，可在刑警队还算是个新同志。对凌队长其人，只识皮毛，未识筋骨。但总的来说，对这位严厉有余温和不足的头头儿，他一向是敬畏的。对刑事侦查这套活儿，凌队长的经验之丰富，常会给你一种深不见底、没有穷尽的神秘感。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承认权威的话，那其实只是不喜欢那种官封的权威和老掉牙的权威，而凌队长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之所以显着那么自然和牢固，大概就是因为它并不仅仅出于“行政成分”的缘故吧，于英雄讲话，“凌队长搞刑侦，整个儿一个‘老油子’！”

可油也不能油得没边儿啊，还讲不讲法律的严肃性了？

这大概是他头一次动摇了对这位权威的迷信，他觉得凌队长的“油”，似乎也不是什么令人崇拜的本事了。邪门歪道！

回到组里的办公室，徐五四坐在桌前一语不发，心里憋得像烧了火一样难受，连组长过来同他打招呼都没注意。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好好好，郑媛的案子正吃劲儿呢，我这儿眼看就要掰不开镊了。”仿佛生怕他们再溜了似的，组长不停气地又说：“哎，于英雄，待会儿老黄要去建筑公司找个证人谈话，你跟着跑一趟怎么样？发案那天在工地上值班的那个家伙，很可疑的，得查查他。”

“啊？”于英雄咧咧嘴，“也得让我们喘口气啊，到现在连午饭还没捞上吃呢。”

组长还是唠唠叨叨，一点儿也不可怜他，“那有什么，干咱们这行，就得打着饿饭的谱儿，要不然别干。”

于英雄翻翻白眼儿，依旧吭吭唧唧不痛快。徐五四闷声说了句：

“我去吧。”

组长愣了一下，不知怎么忽又改了主意，“噢噢，你们还是先吃饭，先吃饭，我另找人去吧。”见五四怀疑地看他，便笑笑，“不是让你专门搞葛建元的案子吗？”停一下，用轻了一倍的声音又说：“要不，你再找凌头儿说说去，郑媛这案子倒是真缺人，你看，郑媛的班主任大前天就从上海参观回来了，到现在还没顾得上找她谈呢。”

这还用得着再往下问吗？徐五四当然领会了。就因为他在郑媛案的现场上骂了受害人家属——郑媛的父母，到现在他想为郑媛出点力，尽点责任，人家还不让呢！

组长是知道他的脾气的，吃苦受累不含糊，就是不能受委屈，所以唠唠叨叨地又说了许多照顾自尊心的话，越这样，他心里越不是滋味儿，索性把话题扯开了。

“怎么着，现在到底有没有线索啊？”

“咳，难啊。”组长认真地坐下来，一副从头说起的架势，“其实凶手并不是老手，巧就巧在，犯罪的现场恰好是一片硬焦渣子地，指纹、鞋印都取不到；遗留物也没有；孩子的裤带子是扯开了，可实际上并没有造成强奸的事实，所以连精斑什么的也找不到。法医的鉴定结论很简单——机械性窒息死亡，犯罪工具也是就地取材的，就用小孩儿脖子上的红领巾那么勒的；尸体解剖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胃里光是有点饼干，还没消化呢，估计凶手就是用饼干把孩子从屋里引出来的。没办法，侦查方向定不下来，就得铺开来查，一铺开，人手又不够，现在连作案的时间范围都缩小不了。你去清河农场那天，我们又分析了一下尸体现象，尸斑是到那天下午四点钟才有渗血、指压才不退色的，你算算，遇害的时间只能是在头天晚上八点以前，所以现在关键是要查清孩子那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有人看见那天傍晚六点钟左右有个男的把孩子从学校领走了，可至今查不到这个人的一点线索。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了这个可疑男人的刑事画像，别说，长得还有点像你呢。现在也只好这么大估摸，作案时间差不多在晚上六点至八点之间。”

“不，”徐五四面色沉沉地站起来，“应该定在七点至八点之间。”

组长摆摆手，“也不能把时间范围估得太没余地……”

“七点钟我还在郑媛的家里呢，是我给她吃的饼干。”

“你？”

“我就是领走她的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