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学校快要开学的时候，权虎和姐姐的案子也开庭宣判了。姐姐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冯伍犯窝藏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并处有期徒刑九年；权虎犯串谋杀人罪，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罪、窝藏罪，合并判处无期徒刑。

那一阵保良忙于联系落实雷雷上学的事情，但每次庭审还是会去旁听。姐姐被判后从看守所转押到监狱，在狱中给保良来过一封信，信是寄到东富大酒店的，信中要求保良给她寄些钱去，还说她的身体如何糟糕。保良马上给她寄了五百块钱，他知道寄多了在监狱里也花不了的。他同时还给监狱写了一封信，要求狱方批准他前往探望姐姐。

雷雷终于上学了。

雷雷的学校离保良的住处和单位都不太远，上学前保良带着雷雷在三点之间多次往返，好让雷雷尽量熟悉路线。上学后的雷雷已经能够自己回家，或者在路过东富大酒店时到酒店职工出入口等候保良下班，然后和他一起走回家去。

保良和雷雷的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早上，两人一起起床，一起洗脸刷牙，一起准备早饭——上学后的雷雷应当有所成长，所以保良开始教他干些家务——雷雷不仅学会了使用煤气，厨房从此不用再锁，而且，他还得到了一把家门的钥匙，他们每次走出家门时保良都让雷雷动手锁门。孩子的动手能力需要点滴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又可大大启发智慧。所以凡雷雷能动手的事保良都要他动手去做，动手也可以养成劳动的乐趣和服务的精神。

锁好家门之后他们并肩下楼，一路走到东富大酒店的街口才告别分手，保良上班，雷雷往学校的方向继续前行。中午雷雷就在学校里吃学校准备的学生餐，保良也不用天天冲刺般地赶回家里热饭了，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职工食堂的椅子上，和同事一起有说有笑，享用一顿从容不迫的午饭。享用这个字眼对保良来说，并不夸张，恰如其分。

因为有了菲菲给的一千块钱，也因为“骆驼祥子”这份额外的工作，保良在交完雷雷的学杂费用，中午的学生餐费，上学应用的所有配备的费用之后，钱包里还余几百元钱可供机动。他从中拿了两百块钱，去分局还给夏萱。夏萱当初在他行乞被收容时给了他二百元钱，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还她。

他想，他今后一旦攒够了钱数，一定要向过去承诺的那样，把菲菲的钱全部还上。如果说，他偿还夏萱的钱是因为内心对夏萱始终若有的那份崇敬和感激，那么他偿还菲菲的钱则是因为他不想欠着菲菲。菲菲的钱是卖身的钱，用这种钱让人难以安心。

还有，他暗暗发誓，他以后一定要还掉张楠的钱。

想到张楠，保良的心情总要陷入伤感，已经成了难以克服的一个“条件反射”。想到张楠他就不能不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每个幸福时刻，那些记忆仍然保留着锋利的刀刃，让他的思绪稍一触及就会疼痛流血……

保良去了分局，去找了夏萱。

他和夏萱的见面，就在分局的食堂里边。

不是开饭的钟点，食堂里没有声音，这给保良带来一种异样的心情，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而夏萱和他显然不同，她用她一向特有的平静，用一种事务性的表情，接受了保良的好意，拒绝了保良的偿付。

“我不记得我借钱给你，”她说，“我不记得了。”

保良把那两百元放在桌上，他说：“那天我在地下通道，碰上你们和派出所一起清查。后来在派出所你们把我放了，你给了我两百块钱，我当时……我当时连声谢谢都忘记说了。”

夏萱淡淡一笑，反问一声：“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派出所去了！”

保良愣了半天，不知夏萱是不是真的忘了，他说：“因为我乞讨。”

夏萱说：“既然你是乞讨，那我给你的二百块钱，就是施舍，施舍是不需要还的。”

保良低了头，并没有收回放在桌上的钞票，他说：“也许你不愿意承认，可我一直把你当成……当成是我的同学，我的校友，你可能不愿意承认……”

夏萱打断保良：“我没不愿意承认，你是公安学院的学生，我知道的，我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我是被学院开除的，因为我犯过很多错误，有我这样一个校友，你也许觉得耻辱。”

夏萱沉默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只说了一句：“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把话题岔开，“你姐姐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你知道吗？”

保良点头：“知道了，我前两天给她寄了点钱去。”

夏萱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保良想了一下，想不出什么，他说：“没有。”

夏萱说：“以后你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来找我。”

保良不知道夏萱是在表达一种由衷的友情，还是一种常规的客套，抑或是希望见面到此结束。但无论如何，他站了起来，向夏萱说了告别的话。

“谢谢你，”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夏萱也站起来了，笑了一下，但很节制，她说：“我又不去你们酒店消费，你能帮我什么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体力劳动者了，有需要出力气的活儿，我都能干。”

夏萱很认真地接话：“不用出力气活儿，你能办吗？”

保良马上回答：“当然能啦，你说吧，我一定能办。”

“把这两百块钱拿回去。”夏萱说，“过去的事情别总放在心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觉。我真心地祝愿你，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监狱寄来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没大亮就走出家门，提着为姐姐买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车的车站走去。

女子监狱设在省城附近的一个镇郊，清晨出发，乘公交车和长途车在途中辗转，上午九点就能到达那个无名的小镇。那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探视的犯人亲属相当不少，青年壮年，老弱妇孺，全都拿着刚刚领到的探视证，排在监狱巨大的铁门前面。

上午十点，保良和雷雷随着第二批会见的亲属被民警带进铁门，鱼贯进入会见大厅，肃静地坐在一面玻璃隔墙的一侧，等着自己的亲人出来。五分钟后，犯人们从隔墙的另一侧被带进来了，保良和雷雷竖起脖子紧张地张望，在列队而进的女犯当中，竟然没有找到雷雷的母亲。当进入大厅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对自己的亲人用通话机开始交谈以后，保良才看见一位女警扶着面色苍白的姐姐，从门外蹒跚地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