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限制能在本国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第2/5页）
使国内产业中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的产品垄断国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而这种管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如果本国产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同国外产业的产品一样低廉，这种管制显然无用。如果价格不能一样低廉，那么一般地说，这种管制必定是有害的。每一个精明的户主都知道，凡是制作起来比购买更费钱的东西，就绝不要自己制作。裁缝不自己制鞋，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自己制衣，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缝衣，也不制鞋，而是雇用这两种工匠去做。他们都发现，应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而以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这样做才是有利的。
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而言就不可能是荒唐的行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一部分我们有利产业的产品向他们购买。国家的总劳动既然总是同维持它的产业的资本成比例，就决不会因此减少，正如上述工匠的劳动并不减少一样，只不过听其随意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罢了。要是把劳动用来生产那些购买起来比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那显然不是最有利的使用方式。劳动如果不去用于显然比这更有价值的商品的生产，那一定或多或少会减损其年产物的价值。按照假设，向外国购买这种商品，所费比国内制造更为便宜。所以，如果听其自然，仅以等量资本雇佣劳动，在国内所生产商品的一部分或其价格的一部分，就可把这商品购买进来。所以，上述管制的结果，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不但没有像立法者所想的那样增加起来，而且必然减少下去。
诚然，由于有了这种管制，特定制造业有时能比没有这种管制时更迅速地确立起来，而且过了一些时候，能在国内以同样低廉或更低廉的费用制造这特定商品。不过，社会的劳动，由于有了这种管制，虽可更迅速地流入有利的特定用途，但劳动和收入总额，却都不能因此而增加。社会的劳动，只能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社会资本增加多少，又取决于在社会收入中逐渐节省的多少。而上述那种管制的直接结果，是减少社会的收入，而凡是减少社会收入的措施，一定不会比听任资本和劳动寻找自然的用途，而使社会资本增加得更快。没有那种管制，那特定制造业虽不能在这社会上确立起来，但社会在其发展的任何时期内，并不因此而更贫乏。在这社会发展的一切时期内，其全部资本与劳动，虽使用的对象不相同，但仍会按照当时最有利的方式使用。在每一个时期，其收入可能是资本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收入，而资本与收入均可能按最大的速度增加。
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某一国占有巨大的自然优势，以至全世界都认为，跟这种优势作斗争是枉然的。通过嵌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其费用大约三十倍于能由外国购买的至少是同样好品质的葡萄酒。单单为了要奖励苏格兰酿造波尔多和布冈迪葡萄酒，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输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但是，如果苏格兰不向外国购买它所需要的等量的葡萄酒，而竟使用比购买所需的多三十倍的资本和劳动来自己制造，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所使用的资本与劳动，仅多三十分之一，甚或仅多三百分之一，也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程度虽没有那么惊人，但却完全是同样不合理。至于一国比另一国享有的这种优势，是与生俱来的，或是后天争取的，在这方面，无关紧要。只要一国有此优势，而另一国无此优势，后者向前者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一种技艺的工匠比另一种技艺的工匠具有这种优势，这是后来获得的，但他们都认为，互相交换彼此产品比自己制造更有利。
从国内垄断市场取得最大好处的，乃是商人与制造业者。禁止外国牲畜及腌制食品的输入，以及对外国谷物收取高关税——这在一般丰年等于禁止——虽有利于英国牧畜者与农民，但其有利程度，比不上商人和制造业者从同类限制所得的利益。制造品，尤其是精制造品，比谷物和牲畜，更易于由一国运至另一国。所以，国外贸易，通常以贩卖制造品为主要业务。在制造品方面，只要能占一点点利益，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能使外国人以低于我国工人的产品的价格出售。但在土地原生产物方面，非有极大的好处不能做到这个地步。如果在这情况下准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输入，也许有几种国内制造业会受其损害，有的甚至会完全破产，结果大部分资本与劳动，将离开现在用途，被迫寻找其他用途。但土地原生产物最自由的输入，不能对本国农业发生这样的影响。
例如，如果牲畜的输入变得十分自由，以至很少有牲畜再能进口，那么对英国牧畜业就没有多大影响。活牲畜，恐怕是海运费用高于陆运的唯一商品了。陆运时牲畜能自己行走。但如果使用海运，则不仅是牲畜，而且还有牲畜所需的食料和饮水，都要费许多钱，而且很不方便。爱尔兰和大不列颠间的海程，距离很短，爱尔兰牲畜的输入因此较易。最近只允许爱尔兰牲畜在有限时期内输入，但如果允许其永久自由输入，对大不列颠牧畜者的利益也不会有很大影响。大不列颠靠近爱尔兰海的地方，都是牧畜地。输入的爱尔兰牲畜，必须经过这些广大的地区，才能到达适当的市场，所费不小，而且麻烦很多。肥的牲畜，不能行走那么远，所以，只有瘦牲畜可以输入，这种输入不会损害饲养或催肥牲畜的地方的利益，因为减低了瘦牲畜的价值，所以对这些地方是有利的，这种输入只会损害繁殖牲畜的地方的利益。自从爱尔兰牲畜准许输入以来，爱尔兰牲畜运入不多，而瘦牲畜售价依然高昂。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就连大不列颠的繁畜地方，也不见得受爱尔兰牲畜自由输入的影响。据说，爱尔兰的普通人民暴力反对牲畜的出口。但是，输出者如果觉得继续输出牲畜有很大利益，而法律又站在他们这边，他们是很容易克服这种群众反对的。
此外，饲养和催肥牲畜的地方，必定都是已大加改良的地方，而繁畜的地方，却通常是未开垦的地方。增加荒地的价值，提高瘦牲畜的价格，无异是反对改良的奖励金。对于全境都已大加改良的地方，输入瘦牲畜比繁殖瘦牲畜更为有利。因此，现在的荷兰，据说信奉此原理。苏格兰、威尔士及诺森伯兰的山地，都是不能有多大改良的地方，似乎看来先天注定要作为大不列颠的繁畜场的。准许外国牲畜自由输入，其唯一结果不过是使这些地方不能利用其他地方日益增加的人口与改良，就是说，不能把牲畜价格抬高到非常的高度，不能对国内改良和开垦过的地方收取一种真实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