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勇气和勇气之后（第3/4页）

在牢房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我本来有个小镜子，但是自从我的背包被检查后，它就消失了。钱包也不见了。我总是想喝水。口渴难忍！但只有吃饭时才给水喝，其余时间他们就会大骂：“喝厕所里的东西吧。”而他们自己在喝汽水。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总是喝不够水，也总是把冰箱里装满矿泉水。我们身上都有味道了，没地方洗澡……有人找到一小瓶香水，大家就轮流闻一下。我们在外面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写学习大纲、坐在图书馆里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我还想起了各种日常生活琐事，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笑）我知道，快乐往往是由很小一件东西带来的，比如一粒糖、一块肥皂。一间三十二平方米的牢房，本来应该关五个人，但实际上关了我们十七个人。必须学会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最痛苦的是晚上，几乎无法呼吸。很久都睡不着，大家只能说话。开始几天谈政治，后来谈的就只有爱情了……

“……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牢房里的谈话）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剧本走，一切都在原地绕圈子。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权力是一头母狮。母狮从羊群中选择了一个牺牲品，把它吃掉。其余的羚羊看了母狮一眼，继续低头吃草。母狮就按照顺序一只一只挑选羚羊。每当母狮子推倒一只牺牲品时，剩下的羚羊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不是我！我还可以活下去。”

——我喜欢博物馆里的革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就像童话一样。没有人招呼我，是我自己去广场想看看革命是如何进行的。确实很有意思，但我的头和肾脏都被警棍打伤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次“儿童革命”，人们这样称呼它。当然是现在这样说的。我们的父母就留在家里，他们坐在厨房里，谈论我们做的事情。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害怕，但我们没有苏联的回忆。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共产主义，我们没有恐惧。在明斯克住着二百万人，我们走出来的才有几个？三万人……旁观的人更多：他们站在阳台上，从汽车里面鸣笛，为我们欢呼：加油！孩子们，加油！而拿着一罐啤酒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永远是最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上街的只有我们，书生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者，所以这不是一场革命……

——你们以为一切都是靠恐惧维持的？都是靠警察和警棍？你们错了。受害者与刽子手可能达成协议。这是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留下来的。达成默契和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全都明白，但都保持沉默。他们就是希望换来一份体面的收入，哪怕只够买一台二手“奥迪”，还能去土耳其度度假。你试着跟他们去谈民主，谈人权吧……那些在苏联时代生活过的人马上就开始回忆：“我们的孩子还认为香蕉是生长在莫斯科。你看，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香肠品种！还需要什么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回到苏联，不过必须要有很多很多香肠。

——我不是去参加集会的，本来只是到广场上和朋友做伴，在海报和气球中闲逛一下。而且说实话，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小伙子……事实上我是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排斥政治。我就喜欢油煎大饼，对善恶之争感到厌烦……

——他们把我们赶进一个简易板房。整夜都要对着墙站着。早晨又下令：“跪下！”我们就都跪下。又命令说：“站起来！举起手来！”一会儿双手放在脑后，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会儿要单腿站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了什么？问他们，他们不回应。上面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就有权力感了……有个小女孩恶心了，晕倒了。第一次被审问时，我还对着审讯者的脸笑，直到他说：“小丫头，我现在就会打得你全身冒气泡，然后把你扔到关满刑事犯的大牢房去。”我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我想审讯者也不会读过。但是我们都知道……

——审讯我的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还喜欢同一些书，比如鲍里斯·阿库宁[1]、安伯托·艾柯[2]……“你是怎么撞到我手上来的？”他说，“我是专门对付腐败分子的。那可是个美差！他们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愿做这个活，觉得受了羞辱，但他还是做了。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官员、审讯员、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报纸上说谎，第三种人抓人、判决。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未荒废。

——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一些普通的旧笔记本。我爷爷把他一辈子的故事都写出来留给子孙。他熬过了斯大林时代。当时他被投入监狱，受尽拷打：他们把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不让他呼吸到氧气；脱光他的衣服，用铁棒或门把手插他的肛门……在我十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了我这个笔记本：“你是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这一切。”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看着他的眼睛，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总是口沫横飞。我看到他们像梦游一样，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乱打一气。一个男人倒下了，他们就用盾牌压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们都跟巨人一样，两米多高，每个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养得又肥又壮，达到角斗士的体重。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中都是这种大块头，就像伊凡雷帝的卫兵……我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我尽全力不去这么想。他们也要吃饭。这些小伙子，他们仅仅是读过中学就到军队服役了，但他们的收入超过大学教师。以后还将一直这样下去，这是必须的……之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千个借口：“谁来养活我的家人？”“我发过誓的。”“我不能脱离队伍，就算我想这样。”他们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对许多人这样做……

——我只有二十岁。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想我还会到城里去，但是我会害怕抬起眼睛……

“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

我们是在晚上被释放的。记者们和朋友们都等在监狱外面，我们被带上一辆囚车，然后被扔在城市的各个郊区。我被扔在了沙巴内的什么地方，靠近一片大石头，附近有新建筑物。这里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没有钱，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里只有一张收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证明我们支付了在监狱中所有开销。我甚至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助学金……我和妈妈就靠这点钱勉强为生。父亲去世时，我才上六年级，十二岁。继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来喝酒作乐了，他是个酒鬼。我恨他，他毁了我和妈妈的一生。我经常努力赚些外快：分发信箱广告，夏天在小摊上卖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着，往事涌上心头……几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但是哪儿都看不见人……所以，当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但也对他说：“我身上没有钱。”出租司机出乎意料地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党姑娘’吧（我们在12月份被拘捕）。上车吧。我已经拉过一个参加的姑娘回家了。他们怎么在夜里才释放你们啊？”他就这样载着我一个人，把我送回了家。他还问：“为什么要在晚上释放你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教我斗智斗勇：“你只要装傻就行了！装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读书，也参加过游行示威。我们那时的人可比你们多。我们胜利了。我们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开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么样呢？在苏联共产党时代，我是个工程师，现在转方向盘。我们赶走了一批浑蛋，又来了一批浑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政府可以毁掉任何人。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发动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干活。这个月要挣钱给女儿们买上衣了，而下个月呢，要给老婆买双靴子。你是个漂亮女孩，去找个好小伙子吧，最好赶快嫁人。”我乘着他的车进了城。到处是音乐声和欢笑声，情侣们在接吻，这个城市……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