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第4/12页）

女友力图说服我，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需要有理想的人，但是现在没有这种人。理想都是废话和童话。我们的人不论怎样都不会用进口旧汽车和申根签证护照去交换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了。而我仍旧相信，人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公平公正，没有其他道路。您看看德国，看看法国，还有瑞典方案。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价值？对“小人物”那么蔑视，对没有百万金钱、没有奔驰的人们那么蔑视。取代红色旗帜的是基督教复活和消费崇拜，人们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没有买到什么东西。想想看，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难道只是因为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写书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人类，正常的人类不是活在历史中的，他们活得很简单——恋爱、结婚、生子、盖房子。一个国家居然会由于缺乏女靴和厕纸而垮台，因为买不到橙子，因为买不到该死的牛仔裤而消失掉！现在我们的商店像博物馆一样，像剧院一样。他们想让我确信范思哲和阿玛尼的那些碎布片是人类所必需的，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生活就是金融骗局和票据。自由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自由。而我们的生活一钱不值。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您明白吗，我甚至找不出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我很同情我的小孙子们，他们真可怜，每天在电视上被灌输这些东西。我很不认同。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长时间地中断了谈话。茶也没有换，不过这次端来了女主人自己制作的樱桃果酱。

1989年，那时候我已经是区党委第三书记了。我从一所中学被调专职去做党的工作，在学校时我教的是俄语和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当上级提议我当区委书记时，我很害怕。这是一种责任！但是我毫不犹豫，我有一种真诚的冲动，就是为党工作。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家乡。我平时不戴首饰，但那次我给自己买了一些廉价项链，妈妈看着我惊奇地说：“你看着像女王一样。”她为我而欣喜，当然不是因为项链！爸爸对我说：“我们谁都不会来找你要求任何照顾。你必须廉洁奉公。”父母为我骄傲，为我幸福！而我呢，我……我还担心什么？我是否相信党？诚实地回答：我那时相信，现在也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和我的党证分开过。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坦白地说——我不会说谎——我相信公平社会的建立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现在我也相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很糟糕，这些话我都听厌了。我为苏联时代骄傲！那时候当然没有奢华的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是有的，爱和友谊是有的，裙子和鞋子是有的……那时候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作家和艺术家的演讲和歌唱，现在都不再有了。在体育场里，那些原本属于诗人的位置被巫师和通灵者占据了。现在人们就像非洲人一样相信女巫。而我们呢，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激情，我们的苏联生活追求的是另一种文明，权力属于人民！反正我心里很不平静！今天您在哪里还能看到挤奶女工、车工和地铁机械师？没有了。报纸上没有他们，电视屏幕上没有他们，克里姆林宫颁发勋章奖章也没有他们，哪儿都没有他们了。到处都是“新英雄”：银行家、商人、模特和电影女星，还有经理。年轻人还能适应，老年人只能在沉默中死去，被挡在新世界大门外，在贫困中死去，被人遗忘。我的退休金只有五十美元……（笑）我从报纸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也是五十美元。有人还这样说我们：“共产党员住在豪华宫殿里，用大调羹吃鱼子酱。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共产主义。”天哪！我带你们到我的“豪华宫殿”来看看吧：普普通通的一套两居室，总面积只有五十七平方米，什么都没有隐藏：苏联式的水晶器皿，苏联式的金饰品……

（那么特权医院、特供口粮，还有内部排队分住房和官方别墅，还有党干疗养院什么的呢？）

实话实说？这些么……是有过的……在那边更多。（她举起手朝上边指了指）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层，是最底下的一层。和基层群众在一起，永远受到群众监督。如果确实在哪些地方有你说的那种情况，那我不争辩，不否认！和你们一样，我也是在改革派报纸上看到的，说中央书记的孩子们飞到非洲去打猎，买钻石。不过那也比不上现在的“新俄罗斯人”的那种生活，比不上新俄罗斯人的城堡和游艇！看看他们在莫斯科周围建造了什么：宫殿！两米高的石头围墙，电网，电视监视器，武装警卫，就像是国中之国或者秘密军事目标。难道是电脑天才比尔·盖茨住在这里？还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反正是赢家。国内战争没有打，胜利者却已经出现。他们就用石头墙防御，他们要防范谁？防范人民？那时候人民只想赶走共产党员，盼着美好时光来临，过上天堂般的日子。不料自由的人民没有出现，却出现了这些千万富豪和十亿富豪，黑帮！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开枪……在我们这里，人们砸了一个商人的阳台。但他们不害怕任何人，他们乘坐装了镀金厕所的私人飞机，还到处自夸。我在电视上亲眼看见，有个富豪还显摆他那块价格等于一架轰炸机的手表。另一个富豪的手机上镶满了钻石。整个俄罗斯没有一个人高喊这是一种耻辱！卑鄙！曾几何时有乌斯宾斯基和柯罗连科，还有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捍卫农民的利益。现在我也想这么做……您问我，可是我倒是想请问您：我们的精英都在哪里？为什么我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顺着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5]的理由写的观点，而不是奥库扎瓦、伊斯坎德尔……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让出了自己的位置？放弃自己的椅子，却第一个奔到寡头的桌子上去吃面包屑，去为他们服务？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前是不逃跑，也不做仆人的。现在谁都没有留下来，没有人再谈精神，除了牧师。到底那些改革分子都在哪里？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和保尔·柯察金很少有共同点，与挎着皮包、带着左轮手枪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有一些军事术语：“党的战士”“劳动前线”和“丰收会战”。我们早已感觉不到自己是党的战士了，只是党的服务员和职员。留存下来的只剩下“光明未来”的礼仪：列宁画像挂在大礼堂，红旗放在角落里，只有典礼和形式。已经不需要战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来吧，干吧！”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党证放在桌子上。”上级下令，立即执行，随时报告。党已经不再是军事指挥部，而是一部机器，官僚机器。我党很少招募人文科学家，从列宁时代起党就不完全相信他们。关于知识阶层列宁曾经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大脑，而是国家的糟粕。”所以像我这样学习文学的干部是很少的。干部都是从工程师、畜牧师中培养出来——从制造机器、生产肉类和谷物的专家中提拔起来的，而不是从人文学者中提拔。集体农庄大学是干部的熔炉。需要的就是工农子弟。干部要来自于人民，这项政策已经贯彻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征召一个兽医做党务工作，一个全科医师却不行，绝对不行。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担任党的干部。怪吧？党的内部从属关系，就像军队一样，提升很慢，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爬：先是区委的文员，然后是科室主任、指导员、第三书记、第二书记……我在十年时间里走过了所有阶梯。现在呢，初级科研员或者实验室主任就可以执掌国家，集体农庄主席或者电工直接可以成为总统。从集体农庄一步就升到国家级别！这种情况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又像是针对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1991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