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掌玺大臣赛基埃又一次想打钟驱魔（第3/4页）
安娜·奥地利后退一步，脸色像临死的人一样苍白，她左手扶住身后的桌子，使自己不致倒下，右手从胸部掏出那封信，递给掌玺大臣。
“拿去吧，先生，这封信在这里。”王后用不连贯的、颤抖的声音说道，“拿走吧，免得我再看见您丑恶的嘴脸。”
掌玺大臣也激动得浑身发抖，他的激动是不难想象的，他接过信，一躬到地，退了出去。
门一关上，王后就半昏倒在侍女们的怀抱里。
那封信掌玺大臣一眼没看，径直送到国王手里。国王用颤抖的手接过信，寻找收信人地址，却没有。他变得非常苍白，慢慢地将信展开，从抬头就看出是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便很快溜了一遍。
整封信是一个攻击红衣主教的计划。王后要求她的兄弟和奥地利皇帝，以黎塞留处心积虑降低奥地利皇室的声威，他的政策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为理由，假装向法国宣战，提出革除黎塞留的职务为媾和条件，强迫法王接受。至于爱情，信中从头至尾一句话也没有。
国王非常高兴，问左右红衣主教是否还在宫中，左右回答说红衣主教阁下在自己的办公室恭候圣上的谕旨。
国王立刻到了红衣主教身边。
“看吧，公爵，”他说道，“还是您说得对，我错啦。阴谋完全是政治性的，爱情吗这封信里只字未提。相反呢，倒是与您很有关系。”
红衣主教接过信，非常仔细地看起来，看完之后，回头又看一遍。
“好嘛，陛下，”他说道，“您看我的敌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竟然以两场战争来威胁您，如果您不将我革职的话。说真的，陛下，如果处在您的地位，我会向这种强硬要求让步，而我本人呢，能够摆脱公务，着实非常高兴。”
“您说到哪儿去了，公爵？”
“我是说，这过度的斗争和无尽的工作，使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我是说，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我经受不住围攻拉罗舍尔的辛劳，您最好任命孔代先生，或者巴松皮埃尔先生，或者某一位以打仗为职业的勇将，着其代替我。我是教门中的人，人们总是让我脱离自己的老本行，去干我根本无力胜任的事情。这样呢，在国内您会更加称心如意，陛下，而且我相信，在国外您会更加声名远扬。”
“公爵先生，”国王说，“我理解您的话，放心吧，凡是这封信里提到的人，将罪有应得受到惩罚，王后本人也不例外。”
“陛下，您说什么？但愿王后不要因为我而蒙受任何不愉快！她一直认为我是她的敌人，尽管圣上可以作证，我一直是维护她的，甚至因此而违逆陛下您的旨意。咳！要是她背弃陛下的荣誉，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我会头一个站出来说：‘不能宽恕，陛下，不能宽恕罪人！’幸好事情根本不是这样，陛下您刚刚获得了新的证据。”
“对，红衣主教先生，”国王说道，“像往常一样，您说得有道理。不过，王后惹得朕动怒完全是咎由自取。”
“陛下，是您惹得她生气。说实话，每当她真的与您赌气时，我总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陛下严厉地对待了她！
……”
“朕总是这样对待自己和您的敌人的，公爵，不管他们地位有多高，也不管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会冒多大危险。”
“王后是我的敌人，但不是您的敌人，陛下。相反，她是一个忠实、顺从、无可指责的伴侣。因此，请允许我代她向陛下求情吧。”
“叫她低头先来找朕认错。”
“相反，陛下，您做个榜样吧。是您先错的，因为是您怀疑了王后。”
“叫朕先认错？”国王说，“绝不！”
“陛下，臣恳求您。”
“再说，朕怎样先认错？”
“做一件能使她感到愉快的事。”
“什么事？”
“举行一次舞会。您知道王后多么爱跳舞。我向您保证，这样的殷勤准会使她的怨恨情绪烟消云散。”
“红衣主教先生，您知道，朕并非对一切交际娱乐都感兴趣的。”
“这样王后就更会感谢陛下，因为她知道您对这项娱乐本来是反感的。再说，这也是个机会，她可以佩戴您在她生日那天送给她的钻石坠子，她一直还没有机会佩戴呢。”
“看看再说吧，红衣主教先生，看看再说吧。”国王说道，他发现王后在他甚少关心的方面犯有罪过，而在他非常担心的方面却清白无辜，所以心里很高兴，完全愿意与王后言归于好，而嘴上则说，“看看再说吧，不过说实话，您太宽大为怀了。”
“陛下，”红衣主教说，“让大臣们严厉去吧。宽容乃是王者的美德，请宽容待人吧。您将发现，这对您会大有好处。”
说到这里，红衣主教听到挂钟敲响了十一点，便深深鞠一躬，向国王告辞准备退出来，同时恳求国王与王后和好。
安娜·奥地利在信被搜去之后，本来预料会受到申斥，不曾想第二天国王却试图重新与她接近，因而十分诧异。她的头一个动作是表示反感，因为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和作为王后的尊严，二者都受到冷酷无情的侵犯，她不能在对方一有表示就回心转意。不过，侍女们都劝她。她被她们说服了，终于现出了开始捐弃前嫌的样子。国王趁她开始转变态度的时机，对她说，他打算不久举行一次舞会。
对于可怜的安娜·奥地利来讲，舞会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因此不出红衣主教所料，一听到国王宣布这件事，最后一点怨恨的痕迹，即使没有从她心里，至少从她脸上彻底消失了。她问舞会在哪一天举行，但国王回答说，这一点需要同红衣主教商定。
国王果然每天都问红衣主教，舞会什么时候举行；每天红衣主教都随便找个借口，不肯确定日期。
这样过了十天。
在我们所叙述的那场风波发生后的一星期，红衣主教收到盖有伦敦邮戳的信。这封信只有两行：东西已到手，但缺少盘费，我无法离开伦敦。请寄来五百比斯托尔。款收到后四五天，我即抵巴黎。
红衣主教收到信的当天，国王再次向他提出那个老问题。
黎塞留屈指一算，低声对自己说：“她说收到款之后四五天；款寄到得四五天，她回来也得四五天，加起来就是十天。现在，就算遇到顶头风，节外生枝，再加上女人的软弱，十二天也就够了。”
“怎么样，公爵先生，”国王问道，“您算好了吗？”
“算好啦，陛下。今天是九月二十日，十月三日巴黎市政长官要举行一次舞会。事情这样安排妙极了，别人就不会认为是您回心转意讨好王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