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6页）

在专为向青年一代灌输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以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即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第二天，司汤达来到巴黎，任陆军部秘书长的表兄达律将军安排他在部里工作。一八〇〇年、一八〇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他三次跟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在意大利，他历次作战都大显身手，从中士晋级中尉，又升任参谋。在普鲁士战场，他出色完成征粮任务，博得拿破仑皇帝的赞赏。远征莫斯科虽是一场灾难，司汤达却在军粮供应方面建立了奇功。据说在最惨痛的日子里他也军容整饬，表现十分沉着。他对拿破仑时代满怀留恋。他，一个近乎孤儿的青年，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才华，这在任何封建时代都不可想象。他从不讳言对拿破仑的崇敬。他把 《意大利绘画史》（1817）献给这位“法兰西最杰出的伟人”。不过，司汤达首先是把拿破仑当作反对封建制度的统帅来加以崇拜的；在《意大利绘画史》和《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中，他也对拿破仑“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赐封贵族”等错误加以批评。这个著名的拿破仑信徒，归根结底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司汤达深感“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屈辱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潜心于写作，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他始终关注着封建复辟后的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还同情意大利烧炭党人为把祖国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同一些意大利爱国志士发生了联系。一八二一年奥地利警察当局把他作为烧炭党人驱逐出境，并非毫无根据。

司汤达不得不返回复辟政权当政的法国。离开在意大利热恋了数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绝，曾在《论爱情》（1822）一书的手稿上画下一柄手枪，表达自杀之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结束自己。”在阔别七年的祖国，帝国时代的朋友们不是备受迫害就是屈膝变节。司汤达却很快便同复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对派领袖拉斐德将军、本雅曼·贡斯当等人取得了联系。

司汤达自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约三十年的生涯，就这样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在法国和欧洲范围的大搏斗紧紧相连。历史几经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终如一。诚然，一如他的政治观，他的社会观也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的反对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政论小册子《论针对工业家的新阴谋》中，他明白宣称：“我虽然希望这些人幸福，但我们不可能尊敬所有的农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无疑比同时代的所有法国大作家都进步得多。一八二九年秋天，当他提笔写下《红与黑》的第一页手稿时，夏多布里昂还在为复辟政权效命，巴尔扎克还在为封建阶级的败落而兴叹，雨果刚刚挣脱保王主义幽灵，他却作为一个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在长期斗争中亲身体察、透彻研究了法兰西的历史运动和社会现实。

现在，我们就仿佛看到这样一副形象：留着浓密的连鬓胡须、明显发胖的司汤达手拿贝尔德案件的报道，但他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高度，胸怀丰富的社会政治阅历，抱定明确的理论原则，拥有长期的文学经验的。他为自己未来的小说加上一个谦逊而又大胆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而《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首先就在于它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

把司汤达奉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先驱者的左拉，责备司汤达没有表现出《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生活的那个世界。这很不公允。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这部小说虽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偏爱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长篇琐细的描写，但它恰如其分的笔墨，却把时代气氛烘托得那么浓烈，历史特点表现得那么准确，社会状况勾画得那么清晰，阶级关系、特别是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汤达告诉我们：德·雷纳尔先生从一八一五年起做维里埃尔市长，小说开始时他在这个位置上已为所欲为了十年；而十九岁的于连在这年受雇于市长家，到他在二十三岁时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四年。由此推算，《红与黑》所描写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九年间的法国，即波旁复辟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一年的法国。

一八一四年，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阶级，虽然在英、俄、奥等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刺刀庇护下在法国卷土重来，但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再也无法摧毁，复辟制度只能在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复辟政权的关税保护政策等经济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点。复辟时期法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和发展。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关系愈来愈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

《红与黑》中的维里埃尔市是司汤达杜撰的一个外省小城[12]。他在小说一开始“构筑”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农民而不像城里人”[13]的小城时，很好地再现了上述特点。

司汤达还令人信服地表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和风气也像瘟疫一样笼罩着维里埃尔城。“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锯木厂主索雷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好心的老外科军医为了让索雷尔的儿子于连有工夫读书，教好他拉丁文和历史，反须付钱给老索雷尔。老索雷尔庆幸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仅仅是因为可以向儿子讨回养育费。在同市长做的一次次交易中，这个锯木厂主表现了列那狐[14]式的狡狯。连“最富有贵族气派的”德·雷纳尔市长这样的顽固保王派贵族，也不免深受市侩风气的熏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例如在他看来，胡桃树之所以有权利存在，全由于它们“提供收入”；“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实属荒唐，“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激发他的热忱”。金钱的考虑甚至可以牺牲贵族的“尊严”，得知妻子和于连的关系，他宁愿隐忍，就因为妻子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