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2/3页）

悲剧成因

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6]安娜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态的存在方式，热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种行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哪怕一丁点理性的束缚。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矫枉过正地陷入了纵欲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由，是一种情感占有欲望的满足。自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对周遭人群利益的伤害，导致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不稳固。个人自由的实现正像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才能保证整体社会的自由的不降低，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且，托尔斯泰看到，在俄国随着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压抑，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私欲的奴隶。在小说中，卡列宁就是一个在官场倾轧中丧失自我的人，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明了自己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轨迹塑造了两个环境，两种贵族。一是城市，在那里生活着卡列宁、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式的贵族；二是农村，在那里生活着列文式的贵族。前者远离自然，为了私欲慢慢丧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兽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们为了一己的私欲渐渐抛弃了善性的自我。而后者正是在自然环境中，在真正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净化了心灵、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托尔斯泰通过不同贵族对自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反对城市文明的观点。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

艺术特色

出色的心理描写是《安娜·卡列尼娜》艺术魅力的精华所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整个作品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托翁喜爱的主人公列文是个精神探索型人物，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探索和对个人幸福、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心理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在农事改革上，他经历了理想的追求到失败后的悲观。列文看到农民的贫困，向农民建议合伙经营各种农业，他梦想“以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世界。”但列文这个美妙的“不流血的革命”首先在他自己的村子就处处碰壁，农民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这使列文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在个人生活上，他经历了爱情上的迷恋、挫折、失望到婚后的快乐、焦虑、猜忌、痛苦，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列文爱上了纯洁少女基蒂，因基蒂心有所属而遭到拒绝，这使列文非常失落，当基蒂被渥伦斯基抛弃后，他们结了婚，基蒂给列文带来了快乐。但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它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如果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孤立的一个家庭是没有幸福可谈的。内省的列文再次陷入焦虑、痛苦之中。他那无法排解的莫名其妙的苦闷、烦腻的情绪和骚动不安的追求，正是风云变化时代再不想混沌活着的一代人心灵上留下深深印记，最后在“为上帝，为灵魂而活”信条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小说对安娜的心理过程的描写，则侧重于展示其情感与心理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它一方面厌恶丈夫，安娜觉得“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全部的‘货色’，‘他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另一方面又时有内疚和负罪感产生，安娜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背弃丈夫，抛弃心爱的儿子，这对着有宗教意识的安娜来说是很难心安理得的;一方面憎恨虚伪的上流社会，安娜经过同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思想、道德规约撞击之后，对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深刻的认识:“生存竞争和互相仇恨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关系。”在告别人世的时候，安娜怀着对罪恶世界满腔仇恨，从心底发出了悲愤的呼喊:“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另一方面她又依恋这种生活条件，安娜毕竟是留里克皇室的后裔，她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贵族阶级的烙印，并且，上流社会一直是她生活的环境；一方面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安娜喊出“罪不在我，我是个活人，我要爱情”，勇敢地冲出了聊无生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断为之感到恐惧不安，安娜的行为触动的不止是卡列宁这个官僚的个人体面，而是触犯了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动摇了统治阶级“合法”婚姻的基石，作者把她内心的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信任与猜疑、坚定与软弱等矛盾和复杂的情感与心理流变详尽地描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