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收音机（第2/3页）

当我和同事们的卡车驶过地势险恶的山川之后，到达陇南下属一个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城镇的时候，民众已经搭起了一间间简易帐篷，其中一个帐篷里有几个孩子，寄居在一起。不知道是学校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还是与家长走散的儿童的集结。每个孩子脸上都满是泥土，拿着锅碗在等着开饭。其中有一个男孩儿，很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看男孩儿的样貌和身高，约莫十来岁，恰是我当年丧父时那么大。男孩儿的面前是一台老式的收音机，他趴在土地上，双手拄着下巴，注视着那台老式收音机。当我看到那台老收音机的时候，我身体一颤。木质的老收音机，有几个可以来回拧动的键子。比早期的黑白电视机要略小几圈，我记得父亲也有这么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收音机。

我走上前去，本想用手抱起来看看，是不是跟父亲那个收音机是一个牌子。没想到这男孩儿一口咬着我的手腕，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冷冷地盯着我，像是猛兽被抢去食物般，暴躁不安。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收音机放回地面，冲着他不断微笑，以示友好，并无抢他东西的意思。可是男孩儿对我高度警觉，他也不说话，就凶狠狠地盯着我。于是我只好返回我的卡车，拿了几碗泡面和一些零食，给男孩儿送了过来。男孩儿看到食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食物全部抢走，然后一屁股死死地坐在收音机上面，跷着二郎腿，碗面都不泡热水，直接撕开包装袋，开始咀嚼起来。嘴里发出咀嚼干脆面的清脆声音，边吃还边盯着我，保持高度的警觉，我望着他扑哧笑了一下。

或许我的笑容在此时的灾区出现，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是我想帮助灾区老百姓的心确实是真挚的，与同来的同事比起来，只有我了解在大灾面前失去亲人的那种痛。

渐渐地，男孩儿对我的警惕性，没刚才那么强烈了，态度也开始放得缓和，他用手指着那台收音机，方言味很足地对我说：“不可以给你，这是我爸爸的，他能用这个给我讲评书，非常好听。”

男孩儿的这句话，突然让我全身一颤。十年前的情景，也就是我在1998年之前的童年记忆，像是封闭的黑匣子找到了开锁的钥匙，全都一一浮现眼前。

1998年之前我们家里比较穷，别说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彩电了，就是黑白电视机也买不起，家里只有一台父亲朋友送的老式收音机。我和父亲平常的娱乐生活，就是时常听听收音机。收音机主要放评书，我们爷俩最喜欢听的评书当属单田芳的《隋唐演义》。

我的父亲文化不高，小学毕业，但记忆力和模仿力却特别好。他常常听一集评书，反复听几遍，就能倒背如流，而且还能学时下电视里很流行的真人模仿秀。如果我父亲还活着，那些模仿单田芳声音的模仿选手都可以捂着脸回家了。

父亲在太子河北岸有一块麦田，春夏打鱼，入秋收麦。那会儿我常常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看着他工作。无论打鱼还是收麦，其实都是特耗时耗力的活儿。父亲每每带着我的时候，怕我无聊，临出门的时候除了带工作用的工具，都不忘扛着那台老式收音机，放到船上让我听评书。

说到这儿，可能好多的90后小孩儿会质疑老式收音机没电源，怎么能放出声音。那会儿别说移动电源了，就连电池技术都还不是很发达。告诉大伙儿，那会儿的老式收音机在现在都成了值得收藏的宝贝疙瘩了。

那会儿的收音机基本不用电，一般称为“矿石收音机”。后来长大了，我有上网搜过相关资料。书面的原理解释是这样的：“矿石收音机”即指用天线、地线以及基本调谐回路和矿石做检波器而组成的没有放大电路的无源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因为最初是用于矿石的检波器，故此而得名。

记忆中是最深刻的秋天，是1997年的秋天。那一年太子河北岸的麦田，像滚动的金色波浪，衬着太子河洁净的河水，在清风的拂动和阳光的照耀之下，显得熠熠生辉。父亲带着我上船，顺着太子河南岸的芦苇地，划到了太子河的北岸。收音机此时正播放到李元霸大胜宇文成都。李元霸是父亲在这部评书里最喜欢的人物，他觉得养儿子就要养得生龙活虎、力大无比。即使智商不够，但是力气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被欺负。

等到了麦田之后，父亲把收音机放在田地中间，整个麦田的任何角落都能听到评书的声音。父亲用镰刀割麦，我在后边一摞一摞地拾到一块。每每回想那时候的画面，都特别留恋，特别感慨。

古时候，在江湖，是上阵父子兵。而那时，在农村，是收秋父子兵。我想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父子更默契的男子组合了。

还记得当时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收音机突然停止工作，放不出声音了，我向父亲哭闹要继续听。父亲只好放下手头的活儿，摸着我的小脑袋，冲我微微一笑，然后让我坐在收音机上，转过身子去。父亲模仿单田芳的声音，开始讲起了评书。父亲的声音是那么的富有磁性，一字一顿夹着平仄押韵，慷慨激昂中含着抑扬顿挫。

想到这些，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这辈子都再也找不回了。

“你怎么哭了？”男孩儿的声音将我从回忆拉回了现实，我莞尔一笑，摇了摇头，什么都不想说。只是学着父亲曾经的模样，帅气地摸了摸这男孩儿的小脑袋。

我问男孩儿：“这收音机现在能播放评书吗？”男孩儿一脸落寞地回答：“要等爸爸回来才能修好，他牛惨了。”

听着男孩儿不流畅的川普，我也学他的音调好奇地问：“你个瓜娃子，你爸爸现在在哪了？”

男孩儿把头轻轻地低下，不愿回答，末了只小声地说一句：“我也不知道，我是被当兵的叔叔们从绵阳接过来的。”

我大概明白怎么回事儿了，没有继续问下去。男孩儿突然问我：“你是从哪来的？你爸爸和我爸爸该不会都在绵阳吧？”

我哈哈大笑，这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是四川人。我笑着笑着却又想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对世界还没有绝望的孩子。或许我应该在他这张白纸上，更多地留下一些彩色的画面。

我打趣道：“我呢，是从芦苇地里来的。而我爸爸呢，不在绵阳，他此刻我想应该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

从陇南回到深圳的一个月后，我买了回东北的机票。我想回去看看姑姑，我想弥补对姑姑的伤害。我更想找回我遗失掉的开心的笑容与那麦田里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