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最穷，却在深夜里抱得最紧（第3/3页）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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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

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五年十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掉手机，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可没有什么能比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我说：“好呀好呀，明年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说着说着眼泪汪汪。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

春节杨哥举行婚礼，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

后来小章跟我说，结婚那天，杨哥喝得烂醉，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

是啊，上海没有糊汤粉。

武汉有，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