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个星期二

——谈论婚姻

我带了一位客人去见莫里。我妻子。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一直问我，“我什么时候能见詹宁？”“你什么时候带她来？”我一直在找借口敷衍他，但几天前当我打电话探望他时，我改变了主意。

等了好一会莫里才接了电话。我听得见有人把电话递到他的耳边，他已经拿不起电话了。

“你—好，”他喘息着说。

你怎么样，教练？

我听见他沉重的呼气声。“米奇……你的教练……不太好……”

他的睡眠越来越糟。他现在几乎整夜都需要吸氧。阵发性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了。有时，一阵咳嗽会持续一个小时，他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他一直说当疾病侵入他的肺部时他就会死。一想到死神已离他那么近了，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星期二来看你，我说。到那天你会好些的。

“米奇。”

嗯？

“你妻子也在吗？”

她正坐在我的旁边。

“把电话给她。我想听听她的声音。”

我娶的是一位非常善良体贴的妻子。虽然她从未见过莫里，她却抓起了话筒——换上我，我一定会摇着头嘘道，“说我不在，说我不在”——不一会，她就和我的老教授聊了起来，那融洽的谈话声就好像他们早在大学里就认识了。我能感觉出这一点，尽管我听见的只是“嗯—嗯……米奇告诉过我……哦，谢谢……”

她挂上电话后说，“我下星期二去看他。”

于是就有了这次访问。

此刻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围在躺椅的周围。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莫里是个不怀恶意的调侃高手。尽管他常常要受到咳嗽或上厕所的困扰，但詹宁的到来似乎又为他增添了新的能量。他望着我们带去的结婚照。

“你是底特律人？”莫里问。

是的，詹宁说。

“我在底特律教过一年书，是在四十年代后期。我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他停下来想擤鼻子。他抖抖嗦嗦地去拿手巾纸，我拿起一张放在他鼻孔处，他无力地擤了一下。我轻轻地用纸捏了一把，然后扔掉了脏纸，就像一个母亲对坐在车子里的孩子做的那样。

“谢谢，米奇。”他望望詹宁。“我的护理工，挺不错的一个。”

詹宁笑了。

“好吧，讲讲那件趣事。大学有一帮社会学家，我们经常和其他系的教师玩扑克，他们当中有一个外科教授。一天晚上打完牌他说，‘莫里，我想听听你的课。’我说行。于是他去听了我的一堂课。

“课结束后他说，‘怎么样，想不想也来看看我的工作？我今晚有个手术。’作为礼尚往来，我答应了。

“他把我带到了医院。他对我说，‘把手清洗一下，带上口罩，穿上罩衣。’于是我和他并排地站在了手术台旁。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个妇女，腰部以下脱得光光的。他拿起手术刀就划了下去——就像这样……”

莫里举起手指划了个弧形。

“……我当时吓坏了，差点晕过去。到处是血。我身边的护士问，‘你怎么啦，医生？’我说‘见鬼，我才不是什么医生！让我出去！’”

我们笑了，莫里也笑了，但笑得很艰难，因为他的呼吸功能很有限。这是这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这么说笑。真不可思议，我想，看见别人的疾病曾差点晕倒的他居然能忍受自己如此凶险的顽疾。

康尼来敲门说莫里的午餐准备好了。午餐不是我那天早上在面包马戏超市买来的胡萝卜汤、蔬菜饼和希腊面食。尽管我挑最容易咀嚼和消化的软食买，可莫里极有限的咀嚼和下咽功能仍对付不了它们。他现在主要吃流质，顶多来一块搅拌成泥状、容易消化的麦麸松饼。几乎所有的食物夏洛特都要做成羹，他用吸管进食。我每个星期仍然去采购，带着食品袋走进房间。但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博得他的高兴而已。一打开冰箱，我便看见堆得满满的食品。我也许在期待有那么一天，我俩能在一起真正地吃上一顿午餐，我想见到他边嚼食物边说话的样子，嘴角油腻腻的。可这是个愚蠢的期待。

“那么……詹宁，”莫里说。

她笑笑。

“你真可爱。把你的手给我。”

她伸过手去。

“米奇说你是个专业歌手。”

是的，詹宁说。

“他说你很了不起。”

哦，她笑了。不，他说说而已。

莫里眉毛一扬。“你能为我唱首歌吗？”

自从我认识詹宁以来，我遇到过不少人对她提出这个要求。人们听说你是专业歌手，都会说，“给我们唱一首。”一半是出于腼腆，而且她又是个很计较场合的完美主义者，所以她从未答应过。她总是很有礼貌地推辞，我想她现在也会这样的。

但她却唱了：

“一想到你

我便心绪全无

尘世的一切全抛在脑后……”

这是三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由雷·诺布尔作的词。詹宁望着莫里，非常动人地演唱着。我不由得再次为莫里的能力感到惊讶：他如此善于开启人们心中的感情之闸。莫里闭着眼睛在欣赏。我妻子甜美的歌声盈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莫里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尽管他的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只沙袋，但你能看见他的心在翩翩起舞。

每一朵鲜花映着你的脸，

每一颗星星闪烁着你的眼神，

这是对你的思念，

一想到你，

亲爱的……

等她唱完，莫里睁开眼睛，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听妻子的演唱，可从来没有像莫里这么动情过。

婚姻。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对婚姻感到困惑。有的不知怎样走进去，有的不知怎样走出来。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想挣脱某种义务的束缚，把婚姻视作泥潭中的鳄鱼。我常常出席别人的婚礼，向新婚夫妇贺喜祝福。然而几年以后，当那位新郎与另一位他称作朋友的年轻女子同坐在饭店里时，我只会稍感惊讶而已。“你知道，我已经和某某分居了……”他会对你如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难题？我问了莫里。当我等了七年后才向詹宁求婚时，我暗自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比我们的前辈更加谨慎，或者更加自私？

“咳，我为你们这一代人感到遗憾，”莫里说。“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可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要么过于自私而无法和别人建立真诚的恋爱关系，要么轻率地走进婚姻殿堂，然后六个月后又匆匆地逃了出来。他们并不清楚要从伴侣那儿得到什么。他们连自己也无法认清——又如何去认识他们要嫁娶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