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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完晚餐，回到木屋，竟然发现新的书稿—整整两章内容—就恭候在那儿。我完全想不明白这稿件是怎么进来的。

离开药店之后，我一直在镇上打发时间，拿上手提电脑，在一家咖啡店里工作，“星期五”缩在桌子底下睡觉，一拨又一拨《时空过客》爱好者在店里来了又去。我盼着海伦·哈尔能打电话过来，这样我正好还在街上，谁知道呢，万一她已经安排好会面事宜。可电话一直没有来。当餐厅开始坐满来用晚餐的客人时，我便吃完晚餐，决定不再等下去。

木屋看起来和我离开时一个样，连坏灯泡都还是原样。除了我租来的那辆车，没有别的轮胎印，也没有别人来过这里的迹象。我本以为，塞在纱门和门板之间那个马尼拉信封里面装的大概会是我的租金账单。

“这下好了，他不仅不想和我谈话，还交代她要把我从这儿赶出去。”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完全没有料到，我此行前来的目的竟然就装在那个信封里。《守护故事的人》的后续章节，发黄的纸张、不规范的字体，和先前的书稿一样。

薇尔达若是看见了，大概会指责这个作家不够专业，她憎恶粗枝大叶和敷衍了事，对于写作和人生皆是如此。

“聪明女人向来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她明白将一份工作做到完美的意义所在。她知道她必须非常能干，才能在这个男权的世界里独当一面，珍妮·贝丝，”她边说边打着要登报的专栏文章，那是她发现必须独自抚养儿子后，在教师工作之外找到的额外收入，“这并不是我们这代女性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然而现实往往与我们的梦想千差万别。适应现实的能力，决定着我们能够过上怎样的日子。”

我重新看回书稿，思索着—如果让我置身于故事中那个年轻姑娘的处境，自己是否拥有生存下去的本领？

那么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