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成了尤达大师的田中先生

我回到了法国。一下飞机,本努瓦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怒气冲冲的,似乎从天而降。他本来想去美国与我会合的。无限的怒火开始朝我喷射,什么我就是个疯子、冒失鬼,为了这事儿,他都急疯了,等等。

可爱的本努瓦,他看着有点儿发福了,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开始谢顶了。听我讲在监狱这段的时候,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对于被捕的原因,我原原本本地给本努瓦讲了一遍,比如因为庆祝而醉酒啊,玛丽萨啊,被捕啊之类的。我点了支烟慢慢地回忆着,本努瓦拍着我的后背狂笑。我想他是把我想成了一个冒险家,因为在里沃利街,他自己的生活平静而无聊。

奇怪的是,直到我们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起来扎克牧师。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用“谦逊”来解释这种情况有点儿不准确,或者更应该说是“迷信”。我相信,那是一种迷信。不不,我从来不信一只黑猫会带来厄运。莱昂诺尔的宝宝贝拉,有一身黑色的如同安卡拉羊毛般的皮毛。我写东西的时候,它就睡在我的膝盖上,发出直升机般嗡嗡的呼噜声。相反,高大的混血罗威纳犬对莱昂诺尔一直寸步不离,简直能称得上是过度保护了,搞得莱昂诺尔有时候受不了了就把自己关厕所里,偷得一会儿清静。“迷信”从秘密吉祥物这个角度看,就是我们藏起来的护身符,但当时我还没明白这一点。当然,我可以根据自己现在的所知重写这个故事。但是,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个人的迷信,我们都有的迷信。当有些事情太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太美好,太幸福,太有希望,出于自己的恐惧,我们会说没有这样的好事儿。这还是恐惧,但是,这是一种美好的恐惧,一种幸福的恐惧。这是我们需要保护的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归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有点儿像一位女士因为月经推迟了,她觉得自己怀孕了,但是她不想把这件事说出去,甚至不想去药房买一个验孕棒。因为她害怕,她如此害怕万一有点儿什么影响,说好的宝宝就会不见了。就是这种心情。

一天晚上,莱昂诺尔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边走边向后甩了甩自己金栗色的鬈发,她的忠实护卫——楚伊紧紧地跟着她。她笑了,轻轻地推开我递过去的酒,对我说:

“保罗,我怀孕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嗓子发干,心跳狂飙到了每分钟300次以上。

“什么?你去检查了吗?去妇产科看了吗?”

“没呢。我怀孕了,可能是个男孩儿,也可能是个女孩儿,他或她就在我的身体里,我能感觉得到。”

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高兴得像个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玛雅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天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我确实在那儿,是的,我也在那儿,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件至关重要的东西。

好了,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有点儿扯远了!对不起大家。继续说我回到法国之后的事儿。

当然,我有时候会想起扎克,想起黛丝夫人,想起斯格瑞芬法官,想起旧金山的监狱。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越来越像一场假期的回忆。这些回忆在当时并不可爱,但过后确实动人心弦。

心花怒放,至少我觉得自己是这个状态。电话响个不停,连通了美国和巴黎。帕克银行的合作计划,各种观点和想法,和巴黎卫生部的各色官员的接触(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很不错,热心肠,乐于助人。另外一些人呢,很讨厌,事情一到他们手里就卡住了,只要你没有上级盖章签字的公函,就别想让他们干一件事儿),和病人保护协会的会面,满世界地去寻找符合本努瓦认定标准的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医生,这一切的一切让我的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中。当然,其间也有不和谐的因素,有一个很差劲儿的协会,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想说那个长着一张田鼠脸的女会长真的很差劲儿,当时我真想扑上去掐她的脖子。从她走进我的旅行社那一刻,我就非常厌烦她。她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出言不逊,转了一圈,一边转,一边叹气,好像全世界的悲苦都压在她那瘦弱的肩膀上。长了一张田鼠脸,看起来也很憔悴,但是,她应该不到四十岁。我会把这个称号留给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凯斯女士(我们先这么叫她吧)在我面前站定,表情严肃而痛苦。她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还夸张地做各种颤抖状,演说的中心内容就是我这间小旅行社犯错误了,区别对待,不公平。事实上,有些人,尤其是他们这个协会中的一些人,承担不起去国外就医的费用。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心态平和,跟她解释:“非常幸运的是,鉴于我们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在法国,那些比较严重的和存在潜在致命威胁的疾病都被医保覆盖了,而在美国,情况则不一样。”

“但是即使在美国,这也是一种不公,可耻、卑劣。”她的声音尖锐刺耳,“有些人有能力去国外就医,但是有些人则没有这个能力。”

凯斯女士持续、无限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几分:

“请等一下!照您的意思,一个无法在本国就医,但是可以去别的地方就医的病人,就该去死,因为在萨赫勒(1)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穷小子得不到医疗保障?一个必须要接受心脏手术的孩子,就因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条件进行这种手术,他的母亲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因为她能筹到钱去曼谷给孩子治病是所谓‘不公平’的?您从哪儿来的?哪边儿的?您中午吃饭了吗?”

她看着我,神色有些不安,放在腿上的双手握得紧紧的。

“嗯……吃了。”

“我真为您感到羞耻!丑闻啊!不公啊!世界上每四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您还敢吃饭?为了公平和正义,您也该饿死才对,不是吗?好了,您别在这儿用您的双重道德标准来对我说教了,请吧您,门在那边,不送了。”

她被我的举动惊呆了,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我以为她会在我的办公室哭。但是我当时很生气,我不在乎,管她哭不哭。

我觉得自己没错,但是,我错了。凯斯女士被自己内心的恐惧吓坏了。她想让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也被同样的恐惧困扰,不敢去享受生活、不敢去爱人也不敢爱自己。为了对付自己心中的这种虚幻的恐惧,她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建立起了这个小协会,协会里的这些人可能比她本人更尖刻、更怯懦。但显然,这不是一个对抗恐惧的好办法。她一定会想“成为某个人”,忘记自己的恐惧,做点儿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事儿。分享他人的恐惧,以便忘记自己的恐惧,或者对自己说,自己是正义的、合法的、神圣的。这是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滥的招数。